发布时间：2018-11-29 浏览次数：576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11月27日■现代化是一个多面向的社会转化过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突破“贫困陷阱”，就必须有自己的道路创新。1949年以前，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一个屡遭挫折的现代化，具有“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不同于近代中国社会被动卷入西方现代性浪潮，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以一种更加自主、从容的心态主动融入现代性实践的探索之中■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必须在实践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成熟，而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一种外来模式来取代，应当突出“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是历史和国情的凝结与沉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却不能由人的意志随意否定。对世界上唯一保持数千年之久活力的中华文明，我们要注重挖掘其始终充满生机的内在动因。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对他人推销的各式“现代化改革”方案，要慎之又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式现代化几乎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但是中国道路的出现，打破了西式现代化的“唯一性”。中国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基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洋务运动至今，探究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方法，也蕴含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之中。能否探求一条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发展之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追求和实践：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乃至降速时，中国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主动融入并借此实现了飞跃式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及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学习先进文明、不断完善救国强国方案，并勇于自我否定和创新的过程。由此，中国道路正日益获得全世界的广泛认同，成为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范例。其中，“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反映了我中国解决后现代化道路普遍性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具有一定意义的启发价值和示范意义。那么，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考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现代化，可以向中国怎样取经？国情与世情的变化，是现代化路径选择根本考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传统上，现代化进程被视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谓举步维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正式起步。但直到20世纪初，“工业化”这个概念并未深入人心。当时，中国社会一般用“振兴实业”等概念来表达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工业化”与“振兴实业”是相通的。他认为，中国只有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才能“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为经济工业化清理了一些障碍；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最终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历史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行的，资产阶级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民主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不同于近代中国社会被动卷入西方现代性浪潮，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以一种更加自主、从容的心态主动融入人类现代性实践的探索之中。这背后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必须根据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来决定。国情与世情是决定中国道路的根本因素，也是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根本考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只有把握准中国的国情，才能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动力、前途和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经济领域由农业向工业转化，扮演了主轴性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多面向的社会转化过程。其中，经济领域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扮演了社会整体转化的主轴性角色。毛泽东同志就曾以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为前提，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由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发展道路具有根本的决定性。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化要突破“贫困陷阱”和实现赶超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道路创新。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1949年以前，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一个屡遭挫折的现代化，具有“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特点。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建到国民革命运动，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企图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达到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建成工业化国家的目的。但是，它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到1949年，中国仍未真正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仍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现代化，虽然经历了波折，却一步步迈进，逐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由此，中国的现代化被认为是百年来对西方挑战的最有力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规划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能靠中国的单打独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无论是历史前进的逻辑，还是时代发展的潮流，都脱离不了世界这个大舞台。历史也告诉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认真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不断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今天仍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急剧的体制变革中，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汲取各方的长处、扬弃短处，从而形成了颇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要学习西方，但不能照搬照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必须在实践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成熟，而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一种外来模式来取代。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历史和国际环境变化，应当突出“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是历史和国情的凝结与沉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却不能由人的意志随意否定。对世界上唯一保持数千年之久活力的中华文明，我们要注重挖掘其始终充满生机的内在动因。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对他人推销的各式“现代化改革”方案，要慎之又慎。渐进性的变革，确保中国向现代化社会有序迈进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而且是多个层面转型的集合。同时，它还是一条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致力于把全世界视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加以构建。但应当承认，某种程度上，中国是现代化的“迟来者”。相较西方较为成熟的体制机制，中国的现代化依然处于探索与推进之中。这种探索和实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一，中国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增强了经济活力。中国的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结合起来，从实际效果来看具有很大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相比之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持续稳定。这种巨大的制度潜能，得到了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公允评价。第二，中国引入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微观自主选择原则，对于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各种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通过市场取向的经济运行机制变革，才有了市场竞争机制所激发的巨大创造热情。从理论上讲，后发现代化道路一般会遭遇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困、发展与秩序、解构与重建等一系列悖论，稍不注意就会跌入“现代化陷阱”，乃至造成社会发展的断裂。对中国而言，情况来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不仅“后发”，而且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我们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深入推动改革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效避免了社会断裂。第三，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渐进性的变革特点，确保向现代化社会有序迈进。改革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中国采用“渐进改革、增量先行、双轨过渡、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的梯度发展方式，逐渐推动改革全面深化。实践表明，中国在基础制度框架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现代化模式转换，基本实现了向全方位开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转型。第四，坚持独立自主和融入全球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大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大特点。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究竟该采取什么态度？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世情和国情，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领导人民不懈探索的基础上，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当然，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重视和深思。但是，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系乔兆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由王珍整理）作者：乔兆红,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世界中国学论坛成果智库转化平台”首席专家。2009年获“张仲礼学术奖”，2011年赴美访学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