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03-21 浏览次数：208
来源：2010年3月9日东方网今天看见钱运春的文章《一个不能被市场化的社会》（东方网2010年3月2日），寥寥数语，却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市场化的利与弊。作者提出自马歇尔以来，经济学逐渐被精细化模型化，即经济学逐渐从对人的研究走向对物的研究，导致将经济活动主体“人”的属性抽象掉后的重大缺陷。
这引起了我的共鸣：人是历史的主体，无论什么研究，都要以人为主体，从人出发，向人回归。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因为人是主体，人是主题。在一个素质低下、社会风气落后、文化相对失衡的社会，又怎能市场化？有个“经济人假设”，所有的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如果法制不完备，道德理念与行为规范不健全，那么对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追求，就会发展到马基雅弗里理论，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中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提出，“学风是世风的先导”。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以生为本”，就是把学生看做教育的根本。教育要作为先导，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现在就是过分强调了学校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但没有思考这个社会是否就是最健全的。学校要来改造社会，学校还要掌握社会最需要的导向。国外对此也存有争论，因此章先生指出，大学不要自己贬低自己，变成市场的雇佣、社会的跟班。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根据的。当问题显现后，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编造种种理论来稳固这些不合理的事物。学风是世风的先导，学风败坏，则世风必然败坏。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浮躁是腐败的土壤。浮躁的滋生与个人素养、品格相连，也与社会氛围、人文心态与管理体制关系密切。在社会转型期，它也在深刻影响着知识层。西方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伴随经济增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相比之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在社会失衡的若干表现中，文化教育滞后应引起高度关注。而国民文化素质的相对落后，是关乎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要以世博为契机，促进教育，提升国民素质。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大阪的交通、高档住宅、商业设施、旅游及文化交流场所的建设，推动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带城市群的形成，而且更在于以世博为契机，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世博会之前，大阪也是脏乱差，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等不文明现象随处可见，但在世博会后，整体人文素质得以提升，大阪由此跻身为世界文明的大都市。博览会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它是文明的载体，传播文明，象征进步。上海世博会不仅具有市场经济价值和交流学习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和社会推广价值。它承前启后，吐故纳新，将全面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文化系统，传承传统文化，它以展览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关注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现状。以往对世博会的考察，人们往往只感受到博览会的橱窗效应，完整地介绍这一非凡事件促进教育现代化、提升国民素质的论述并不多见。而这种大型城市事件所体现的科技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作用是深远的。在近代中国，很多人都是于参观博览会之时感觉“荡心骇目”，眼界为之大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收了近代文明的洗礼，认为“一年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文明的滑落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一般人都认为，经济发展了，文明自然得以提升，但实际上实现高度文明才是根本目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发展。目前二者的发展还远没有同步。两年前我致力于思考“上海世博会诞生什么”的问题，直到书稿完成才顿悟：如果能以世博为契机促进教育、改善世风、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让文化‘落地’为文明”，上海世博会就成功了。这是世博会真正应该诞生的。上个世纪转型时，陈独秀曾大声疾呼，要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转机，提高国民素质是必不可少的。他要求“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必造民族更新, 吾人之愿始偿”。陈独秀论述国民素质所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的振兴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国民，现代文明总是与现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价值，是实现生产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证。因为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生产力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可以刺激新的服务消费，从而形成新的行业与产业。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生产力包括人—主体生产力和物—客体生产力两大要素。有研究表明，在农业社会，主体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业社会，客体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到了现代信息社会，掌握高科技的人—主体生产力对社会的发展又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而主体生产力的不断解放有赖于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所以列宁在晚年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反复强调：“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