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05-08 浏览次数：470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8日《东方早报》艺术史家告诉我们，自上世纪后期以来，辨识画作中隐藏的图像已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James Elkins, Why Are Our Pictures Puzzles）。最普罗的例子当属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不少人大概因此知道了《最后的晚餐》中隐藏的圣杯之谜；而最走火入魔的要算Birger Carlstrm的Hide-and-Seek。此君用放大镜从雷诺阿的画作中“发现”了许多时事标语（涉及法国在埃及和巴拿马运河的利益等），进而大谈印象派绘画的政治隐喻，被正经艺术史家骂得狗血淋头。加拿大明史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当然没有走得那么远。引起他注意的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及其同时代荷兰画家笔下的景物：《台夫特一景》中的河港、《军官与女子》中的海狸皮帽、《读信女子》中的青花瓷盘、《地理学家》中的世界地图、《持秤女子》中的银币，以及范德布赫《玩牌者》和布拉梅《东方三王去伯利恒》中出现的黑人。它们为何出现在画作中？是谁制作了它们？又是谁把它们 / 他们从何处带到了维梅尔（们）的画室中？卜正民把这些画作中无言的道具和模特，当作一道道的“门”，穿过门背后的历史甬道，他带我们回到十七世纪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是维梅尔本人也不知道的——如该书原版副标题（“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所说的，因为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
显然，该书的主题并不像主标题“维梅尔的帽子”那样玄秘，卜正民要讲的是十七世纪的全球贸易史。全球贸易史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写作中的一大热点，但实在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所谓全球史，是在综合比较传统的国别史 / 地区史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模式，往往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方法，进行“大规模历史分析”，因此，它是一种更宏观、更高屋建瓴的研究。美国清史专家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曾归纳了全球史的四大写作类型：（1）分流（divergence），即分析单一起源的事物在时空中的多样性分化，如人类东非起源迁移说；（2）合流（convergence），即不同种类或空间分布的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呈现趋同的发展规律，如马克思的五阶段论；（3）传染（contagion），即事物在跨界传播时，引起的主客双方的急遽变化，如疾病史；（4）体系（system），即互动结构同时相互改变。全球贸易史就是“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十世纪初，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Henri Pirenne, 1862-1935）在研究中世纪欧洲何以衰落时，首先向欧洲之外寻找其历史变迁的动力，并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比政治危机更为长期、更为根本的贸易结构问题，因而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吃穿用度、财产观念。他所提出的研究范式深刻地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1970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关于欧洲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巨著问世。沃勒斯坦认为，人类社会的体系可分为帝国、城邦、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四种。十六世纪以前只存在具有单一政治中心的“世界性帝国”；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形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与“帝国”形态相反，它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却有完整的经济网络，由中心（生产加工制品、金融、贸易市场）、半边缘（起连接作用）、边缘（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市场）三个部分组成。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以西北欧为中心、美洲为边缘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直到产业革命后（1815-1917年），才真正扩展到全球，将亚洲和俄罗斯囊括在内。在沃勒斯坦看来，十四、十五世纪西方封建制度的危机（通货膨胀、经济总量萎缩、人口下降、长时间的战争）是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扩张及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和序幕。这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是封建制过度剥削所致的周期性矛盾爆发与十七世纪小冰川期气候恶化、灾害频仍的物质条件相交织下的产物。此后，以葡萄牙为首的若干欧洲国家进行海上领土扩张；世界经济体中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劳动力管理方法趋于多样化；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强有力国家机器的建立，最终化解了危机，并催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一般来说，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欧亚关系可概括为贵重物品的交换关系。为了解决欧洲内部货币基础的问题，并向东方换取香料和珠宝等奢侈品，欧洲的金银需求量日益增加，这是引发葡萄牙等国海上扩张的一大动因。另一个支配欧洲地理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对食物的需求（包括小麦、蔗糖）。为了获取金银和大宗商品，欧洲人需要更广阔的土地基础和更驯服的劳动力（非洲人 / 南美洲人）。其结果便是，伴随全球范围内长距离贸易的勃兴，欧洲人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不断开疆拓土，金银矿的开掘和蔗糖、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催生了有违人道的奴隶制经济和人口贩卖。
由此观之，卜正民娓娓述及的诸般事物，看似作者信步画廊，随手拈起的吉光片羽，实则是扣住了这段惊心动魄、拌和血泪的历史的枢机。他在书中描述了十七世纪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体系的推动力量（葡萄牙航海家、传教士、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欧洲贸易集散地的台夫特），依赖的技术手段（地图绘制、航海技术），奢侈品和成瘾性商品如何刺激长距离贸易（皮货、茶叶、中国瓷、烟草、鸦片），因贸易引起的族群离散（trade diasporas，包括黑奴、东南亚华商华工、欧洲商船上雇用的不同人种），资本积累和市场形成中的暴力因素（殖民、海盗、族群间武装冲突，甚至屠杀），标准化货币（白银），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动与文化交往（中国士人对外来人种的观察、烟草的传入及其物质文化）。
对想了解五百年来世界各区域间经济交往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该书尚有不少浅尝辄止、意犹未尽之处。比如，前现代世界市场的发育及其运作的必要建制与准则，包括货币、度量衡、时间的标准化，贸易惯例的制定，跨国贸易公司的出现；交通技术的进步对维系远距离市场和贸易常态化的重要作用；工业化对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等。即便仅仅是有关物品的历史，不仅是奢华无垠的金银瓷绸，番薯、土豆等果腹的蠢物，咖啡、可可等异国情调的饮料，木材、橡胶等重要工业原材料，甚至今人已不甚了然的制作洋红颜料的胭脂虫，无一不可大书特书一番。不过好在这样的书也为数甚重，比如卜正民本人在是书中推荐的Topik和Pomeranz合撰的《贸易塑造的世界》（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2nd edn，2006）——两位主笔各自的专擅是拉丁美洲史和中国史，恐怕更适合做入门读物（附带提一句，卜著英文版原附有一个详细的进阶书目，读者本可按图索骥，可惜中文本直接删去了）。
《维梅尔的帽子》和《贸易塑造的世界》一样，并没有关于“体系”的理论，但两者共同的特点是，聚焦于“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圈的研究，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和不在体系之中的地区作为研究中心，特别重视跨文化“相遇”与“交流”的路径（海上航路、贸易港、市场、种植园 / 产地）和事件（对全球史富有意义的历史时刻）。两者旨在跳出欧洲中心论的视野，强调非欧洲区域在形塑世界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最近全球史书写和理论反思的潮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卜正民自言，这本书是以“贸易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一般人的影响为核心”展开叙述（212页）。这体现了晚近全球史写作的两个特点：其一是跳出国家这个层面，对人类生活影响更为深远的、长时段变化过程进行描绘，从而提供不同于十九世纪以来与民族国家发展相伴生的国族历史叙事不同的图景。其二，是“全球在地研究”（Glocal studies），将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洞见与具体而微的地方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地方性生存状态，反过来又透过无数生动、具象的地方（甚至个体）故事了解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涓滴汇成的。与许多左翼历史学家不同，卜正民没有削笔为投枪、匕首，抨击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如何把近代西方历史塑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而忽略或刻意遮掩了她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从边缘地区和自绝于世界体系之外的东亚世界的巧取豪夺。他更愿意以“了解之同情”去想象处在全球化大潮中宛如浮木的个人是如何感受、思想的。对维梅尔们（乐于在画作中植入殊域珍玩的台夫特画家）、李日华们（在日记中偶尔记录有关近海外人传言的嘉兴士人）、拉斯特拉们（记述在南中国海触礁的葡萄牙船只与当地中国渔民冲突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韦特佛瑞们（在高丽遇船难后定居三十九年的荷兰船员）来说，十七世纪的世界正如布拉梅《东方三王来伯利恒》中隐喻的那样，人的地理活动范围的扩大使文化间泾渭分明的区隔逐渐被打破——“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结伴同行，走在阴暗的大地上，迈向尚不可知的未来”（205页）。卜正民以常带脉脉温情的笔尖，用历史学家的技艺，去剖析诗歌、话剧和绘画作品中的意象，启发读者“无人是一座孤岛 /……任何人的死亡都会将我消减 /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John Donne诗）。
据说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在遇到湿冷天气而关节酸痛时，就会叹一声“今天中国在下雪吧”。他们想必还不至于已经洞悉了气候变化中的“蝴蝶效应”，多半只是一句玩笑话罢了。而今天，友邦福岛核电站机组爆炸的浓烟还未消散，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城市到乡村的超市货架上的食盐就被抢购一空。国人终于在心中比划出了“一衣带水”这个充满诗意的词汇所暗含的地缘亲密性，可能大大超越了它所指涉的实际物理空间距离。日本上空的海陆西风劲吹，隔了一个太平洋的美国加州人民就开始抢购碘片。用不着大国政要在气候峰会上唇枪舌剑，也不用大学教授祭出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一般老百姓就切身体会了一把“构建全球伦理”的紧迫性。卜正民借用“帝释珠网”一说，将佛家对诸法重重无尽缘起的形容，转喻十七世纪的人与物在全球贸易浪潮中意外地相遇、羁绊。我们生活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珠珠相含，影影相摄，无所隐覆。我们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甘美物质生活，也无法逃避因此造成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