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重商主义与中国经济再平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项目批准号：09BJL008]的阶段性成果，曾稍作删节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摘要] 国际舆论界多年来存在一种声音，批评中国执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应当承认，这些批评也有其言之成理和值得引以为戒的一面。历史地看，重商主义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政府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富强之策，但与此同时，重商主义也指称那种国家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片面追求贸易顺差并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的负面经济政策。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我们不妨顺着有关批评的思路，认真反思自己一味“出口创汇”、依赖与美国经济大循环、放低社会和环境等标准、国内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这样的片面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外贸乃至对全球化的参与理当服务于改善本国民众福祉这一更高的目标，在此问题上再也不能本末倒置下去了。要纠正目前失衡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深化社会和政治等部门的改革，否则，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科学发展仍将继续是口号而已。

[关键词] 重商主义  中国经济  再平衡

 多年来经常听闻国外政要和学者批评中国执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例如，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前不久指责中国“采用一种重商主义战略，优先对待自己的产业，而以牺牲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为代价。”[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一贯批评更是人所共知：“中国追随一条重商主义的政策，将其贸易顺差保持在人为的高位，……这样的政策是掠夺性的。”[2]类似的论调至今不绝于耳。最新的例子是，法国《回声报》2011年2月24日引述本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它[中国]咄咄逼人的重商主义（这使它积累了巨额外汇）是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危机的根源。”[3]

国际上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国经贸政策的诸多侧面，涉及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得外销竞争优势、利用政府补贴等手段刺激出口、过于依赖外国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对外来商品和企业构筑保护主义壁垒、追求贸易顺差并累积巨额外汇储备、向外输出过剩产能并挤占他国就业机会、排他性地锁定海外能源及其他资源，等等。那么，对中国的这些指控是否属实；重商主义本身究竟有何特定含义；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于我国有何利弊？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调整中国经济的既有增长模式并探索下一步发展道路，对于在全球化格局中维护和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信都会有所启示。

一、 重商主义有两种相反含义

历史考察显示，“重商主义”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已经存在，只不过之前多使用“重商制度”一词。可考的是，法国重农学派先驱马奎斯·德·米拉波在所著《农村哲学》（1763年出版）中首次用到该术语，[4]但其流行则是在斯密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后。斯密在书中借来重商主义概念后再对其大加抨击，在他看来，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贵金属之类的贸易保护做法，随同垄断专营制等，都是管制过度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经济发展，也损害着国民福祉。[5]

斯密之后，重商主义被日益定格为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自由经济体制的对立面，成了实施不当政府干预、把手段当目的、损人不利己此类荒谬经济体制的代名词。西方主流话语一般都在这个负面意义上使用该术语，此种舆论也影响了中国学界。陈岱孙在该问题上便完全照搬主流观点，称“重商主义者都是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是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未能渗透到现象的深处”云云。[6]所以，重商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大体上也是名声不佳。

然而，历史研究表明，重商主义作为16－18世纪的主导思潮，却并非如自由派所描述的那般荒诞不经。斯密等人不过将其作了漫画式勾勒，把某些局部特征夸大到荒唐的地步，以致其中必然多有曲解。约瑟夫·熊彼特早已指出：“斯密不恰当地批评‘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所谓“财富与货币的混淆”，“就我所知，在‘重商主义’作家那里找不到这样的命题”；斯密自以为“消除了一个‘重商主义的谬误’。……而那个谬误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7]

全面辨析西方历史可知，重商主义其实是一套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政府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的治国战略。[8]就对外经贸而言，重商主义牢固确立了以国家富强为核心的新坐标体系，并以冷峻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强调对外贸易是实现富强的关键手段，强调通过奖出限入尽量获取外贸顺差；特别鼓励制成品出口、限制其进口，同时限制原料出口、鼓励其进口，借以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并创造就业机会。[9]透过现象看本质，重商主义的内核实乃贸易保护下的工业化战略。正因如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出，要不是斯密等人的误导性命名已约定俗成，重商主义实应被称作“工业主义”。[10]

从更广的视野看，重商主义也涵盖了经贸之外的国内治理问题。根据沃尔特·罗斯托的研究，重商主义体现于一系列内政现代化措施，如改进交通设施、扶植手工业和采矿业、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建立独立的军事后勤体系、提高行政机构效能等。罗斯托的结论是：“重商主义涉及国内政策的纲领，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一整套现代化的活动，直到今天也是这样。”[11]这样的内政纲领与外贸措施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推进战略，而这点恰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所未曾细察或有意漠视。

凡具有深邃历史眼光的人，上自威廉·坎宁安、伏尔泰、李斯特，下至凯恩斯、熊彼特，都强调了重商主义的正面历史作用，并趋于认为，正是重商主义哺育了欧美尤其是英国的率先崛起。如今，且不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左翼学者，哈佛大学便有多位学者认同此说。除经济史家戴维·兰德斯[12]外，布鲁斯·司各特也论道：“欧洲大多数领先强国为了促进发展，并未依赖于私人的进取心，而是采用了重商主义。这一战略动用国家强力来创立贸易体系，以便增加国家收入，并允许政府通过额外的税收来强化其实力。即使有时不免附带产生了腐败，但这一制度总体而言收效良好。”[13]这些评价立于史实基础之上，探得了历史真相，作为对自由派经济学和历史观的拨乱反正，理应加以重视。

总言之，重商主义这一概念实有两重含义：一是称国家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以邻为壑地追求贸易顺差和就业等国家利益，而且以守财奴的眼光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二是指以国家力量组织内外经济活动，实施民族主义的外贸和内政措施，旨在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前一种含义显然是对重商主义的贬称，大体为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定义，尽管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却已成为主流话语。后一种含义显然是对重商主义的褒称，大体是依据经济史研究得出的实证结论，却远未成为学术共识或社会共识。以此观之，人们可能在第二种含义上自己实践着行之有效的重商主义政策，却会同时在第一种含义上指责他人大搞害人害己的“重商主义”。当今世界充斥了此等“容己不容人”、“做得说不得”、“双重标准”、“贼喊捉贼”的博弈行为，加之上述两种相反含义实际上共存于一个“连续体”之中，这就使得讨论当今中国的重商主义与经济再平衡问题时更需增加一分审慎。

二、 中国的重商主义已趋负面

不管用何种尺度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肯定不是重商主义国家。虽然当时也有意促进工业发展，另外也存在国家主导经济活动、严格限制进口等政策特征，但基本的路子是：以政治运动方式搞建设，以阶级斗争方式搞治理，以输出革命方式搞对外关系，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可谓与重商主义差之远矣。有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据载，非洲的“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要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14]要说当年中国与重商主义有何干系，恐怕只有站在重商主义的对立面这一事实。

1970年代末，追求工业化和国家富强重新成为中国的头等要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对外经贸关系呈现明显的重商主义特征，集中体现为：形成了强烈的“出口创汇”意识，注重在国际市场上外销商品，为的是积累国际硬通货；以各类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并通过税收补贴、买方信贷、压低汇率等多种手段来鼓励出口；对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持欢迎态度，但对普通制成品尤其是消费品的进口则多以高关税等方式加以抑制；借助奖出限入措施求取贸易顺差，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的配合下，积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一切与历史上那种实际通行的重商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决策层也未尝没有重商主义理念。及至2006年，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尚且在说：“对外国人做生意才能增加本国财富。”[15]这一表述兼备了前述重商主义的双重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在东亚实际上已多有先例，日本及其后的“四小龙”走的都是这条路。其具体做法和功效已广为人知，即在强大国家政权的组织下，利用国际产业新生和转移机遇，制订产业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和发展加工制造业，以充分创造就业机会，并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从贸易角度说，则是通过发挥劳动力要素充裕这一比较优势，生产制成品后向以美国为主体的发达市场出口，赚取外汇后购进国内短缺的资本货物和资源，如此实现工业化并积累财富。东亚的所谓经济奇迹，其主要奥秘就在这里，这也构成了那种正面的重商主义。

问题是，已有的成功容易让人对逐渐滋生的问题疏于察觉，原本有效的政策时过境迁之后也会走向反面。在中国这里，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大、政策行为的惯性，加之劳动力供应的充沛、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应有尊重，更不用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素养的欠缺，以及对美元、美国国债、美国货币政策和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等缺乏应有的警惕，原本作为国家赶超手段的出口优先战略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头，乃至本来正面积极的重商主义异化成负面荒谬的重商主义。这里的突出问题除了国家主导经济活动、垄断部门日趋强大外，对外而言就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过度的美国国债投资。

不管批评抑或辩护，大家公认，中国的外经贸战略到如今已陷入顺差过大、外汇积累过多、投资过于单一、债权人形同被债务人“绑架”这样的困境。外汇储备通常用来保障数个月的进口、外债偿还、外资企业利润汇出、抵御投机资本袭击等用汇需要。一般认为，按目前状况，一万亿美元应是我外汇储备的封顶数字。但是，以往十年国家外汇累积的规模和速度却堪称世所未见。2002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尚不足三千亿美元，至今却已陡增到三万亿美元。[16]更有甚者，其中单投资于美国国债便有1.14万亿美元，使中国稳居美债持有国之首。[17]

中国大举出口积累美元顺差后又大量购买美债，这意味着形成了“美国买货，中国买单”的“中美国”合作，可惜对中国而言这恰是那种负面的重商主义。应当知道，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美金”已被“美元”取代。此后美国一直在走“量化宽松”之路，如今更是开足马力印刷美钞。与此相关，美国的公共债务现已超过14.29万亿美元法定债务上限，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负债率接近100％。[18]在此背景下，中国积累的巨额财富显然面临巨大风险，须知，历史上重商主义者积累的毕竟还是价值更为稳定的贵金属呢。“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此种荒谬重商主义原未在历史上面广量大地存在，而今却真的发生在中国身上。

这一荒谬重商主义的负面性已在日益显现。有国外人士尖锐指出：“关于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怎么会犯下如此巨大错误，把辛苦挣来的积蓄投资于美国国债……，其规模在国与国借贷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摆脱起来却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入的金额就越大。……中国人本该看出不祥之兆……中国本该识破这一陷阱。”[19]中国央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坦承：“当前存在一个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怪圈’，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而这部分大大增加的货币供给用于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如此一来，一方面，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流入美国，而污染和资源消耗却留在中国；另一方面，大量美元流入中国，央行却不得不花大量人民币购买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增加。”[20]看吧，这就是实物换纸币的低级重商主义游戏。

以此观之，中国的确在从正面的重商主义滑向负面的重商主义。据目前形势自可断言，一味过度出口、相应进口不足、大量积累美元、盲目购买债券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失血”。 本来，出口货物获得外汇，再换回进口物资，在发挥比较优势、不做亏本买卖的原则下，于国于民一定是有利的。如今，结余相当部分外汇，意味着国内失去了相应物资补充。更有甚者，在1994年后运作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反而需要向市场多发结余外汇所对应的本币，此即外汇占款。如此一来一去，两次稀释了国民财富。所以，有多少数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国内缺少了相应数量的物资补充，同时又反而向国内市场增发了与此外汇量相对应的人民币。

应当指出，贸易顺差不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且本可以有另外一种结局。那就是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相应减少，从而回到理想中进出口相对平衡的状态。升值的本币反映了国家经济上升的实力，对国民财富的增加是有益处的。可是近年来的政策却是，坚持要稳定已需调整的人民币汇率，这样央行必须用大量人民币从市场上购回美元，必然放出大量人民币流动性，于是便加剧通货膨胀。2011年初，负责官员终于道出实情：“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要改变奖出限入政策”，“减顺差、促平衡已刻不容缓。”[21]由此可见，后知后觉的管理不仅让外汇储备面临风险，而且还让国民承担了财富被稀释的代价，二者合在一起，无疑损害了我国不管是眼前还是长远的利益。

三、 应当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

如何让中国摆脱已滑向负面的重商主义，确已成为事关国民福祉和国家前程“刻不容缓”之大计。基于目前状况，面对外界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批评和对经济再平衡的呼吁，我们应当理性分析、善加回应、认真反思、自求完善。

首先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实得益于那种正面的重商主义。国际上即有评论：“中国的实力能得到发展，在于其成功地将重商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一如19世纪的英国和1940年之后的美国和日本那样。”[22]当然，西方人既以重商主义解读中国的发展，随即便会断定中国的发展损害了西方利益，前引此论的文章题目便是“世界被‘中国制造’的重商主义压扁”。西方诸多以“重商主义”为名的批评，在其话语体系下往往是一种居高临下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指控，实际上道理不足且有失公平。大到中国发展所走的融入全球化之路，小到中国对海外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些方面凡符合中国国民利益，不管外界如何给中国贴“重商主义”标签，我们都应当加以坚持。

就外汇储备而言，也不要忽视积累在合理规模内的意义。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一直苦于国际硬通货的短缺，这种捉襟见肘的困局现终发生根本逆转。从满足进口支付需求，到增大人民币兑换的自由幅度，再到支持中国的海外投资，以及满足国民用汇需要，合理规模的外汇肯定是必要的。此外，外汇储备某种情况下如同储蓄，也是执政者正常岁入、预算之外可备急用的“小金库”。另外，即使是中国大举购买美国国债，也让中国通过“羁縻”手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美牵制力。在关注外汇储备特别是所购美债风险之时，在关注积累外汇储备过程中发展战略出现偏差之时，这些正面事实仍不必加以否认。国外经济学家言：“重商主义使中国成为金融大国，而西方国家负债累累的情况又使金融大国变成了政治大国。”[23]此论并不离谱。

然而，在此前提下更须看到，目前的外汇储备明显存在着规模过大、结构单一的严重缺陷。为规避风险和提高效益，现亟需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首要的是应逐步减持美国国债，同时增加物质性资产储备，诸如黄金、土地、矿山、森林及其他能够较快变现的外汇资产。以黄金为例，中国2010年的储备量为1054吨，不到美国的13％，特别是占外汇储备之比仅1.7％，跟名列中国之前的美、德、意、法等国均占外汇储备六至七成以上，完全无法相比。[24]有负责官员抱怨，如要增加物资性储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将市场价格推得奇高而危害自身。因此上述建议实践起来非常困难”[25]，但此等说法假如不是为了在市场上“放烟幕弹”，简直就是为问题坐大和无所作为所作的一种失败主义的辩解。

在提升外汇储备资源含量的同时，更要把外币储备调整至一个合理规模，真正按照正面的重商主义原则来调节进出口。既要增加进口外国先进的机械设备、短缺的原材料、清洁能源，以使国内经济运行和生态环境得以补充“营养”，又要严格限制国内各类原材料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出口，包括要压缩那些损耗国内环境的加工品出口，并让原来外部化的环境和劳工成本充分计入出口产品价格。与此相关，正像广泛建议的那样，应力求让藏汇于国家、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国民三者并重，特别是应使之服务于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26]这样，外汇储备才能真正发挥其原定的正面作用，成为国民财富的有效积累和稳定收益，而不是异化为国民财富的漏洞和负担。

在此基础上，为着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尤要理性地听取外界以“重商主义”为名对中国的批评，以吸取其中于我有益的内核。既然如前分析，中国实已滑向重商主义的负面，那么，即使按主流话语对我重商主义的指责便也具有了合理性，我们理应引以为戒并改弦更张，而非意气用事致坐失转型良机。例如，克鲁格曼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批评曾引起国内舆论界的过激回应。其实理性地看，中国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可引克鲁格曼为同道。[27]基于我国已经积累的财富基础、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要推进“科学发展”就理应顺着外界对片面重商主义的批评思路，着眼于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发展，其中既包括对外经贸与其他国家的平衡发展，此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也包括国内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就争取外部平衡而言，中国频遭外界诟病的重商主义问题主要体现为，维持着过多国际贸易盈余，挤占了他国就业机会，而且其中有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的因素。尽管国内多不愿接受这一批评，也尽管我国的国际贸易盈余也确非纯由压低本币汇率而取得，但中国与他国经贸中的失衡总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巨额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就是此种失衡的体现。整体来看，世界各国的贸易差额加总在一起必定为零，这意味着一国的出口增长或顺差必然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或逆差相对应。长期以来，崇尚消费主义、手握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国尤其成了诸多国家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撑力量。然而，这一模式正随主要消费国不愿或者无力再承受经常项目赤字而在走向终结。[28]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策源地的美国经济大幅下滑，至今尚难出现持久的有力反弹及就业复苏。总统奥巴马多次提出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特别提出过要让美国的出口在五年内翻番，美国人既往的消费主义也在危机冲击下发生着改变。危机之后国际舆论中那种指责我放任美国借债、提出要中国为危机承担责任的说法固然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但如今，部分理性的美国人不愿再延续那种“美国人买货，中国人买单”的国际经济循环，这对中国总也没有不好的吧。美国人当然首先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但单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难道我们自己就不需矫正原来的失衡吗，莫非我们心甘情愿成为“美国的头号仆人”，“勤劳地伺候美国并为美国所劫持”？[29]

我们私下里可以不赞成美国也奉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美国等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要求，毕竟再平衡本身也符合当今中国的利益，国内目前强调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增加进口、合理出口，即反映了中美等国在再平衡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利益重合。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地位已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已累积过多外汇后，对贸易、汇率等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当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完全应该顺势而为，修正自身已现偏差的重商主义，并同时纠正世界经济中以中国储蓄和出口、美欧借贷和消费为特征的失衡格局。因此，当20国集团现要确定一系列指标来监测和调节国际经济失衡，逐步设定各国汇率和贸易逆差或顺差幅度、预算赤字以及负债水平、通货膨胀和国民储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中国完全应该给予合作。[30]需要强调，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这样做决非如过于政治化的话语所称，好像我们屈服于他人的压力。实际上，在协助克服国际以及国内经济扭曲现象的过程中，关键是我们自己就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四、 经济再平衡要靠政治改革

争取外部经济平衡从根本上说要靠国内实现内部平衡，经济的外部平衡与内部平衡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互为条件和互为保障的，当然，我们恢复外部经济平衡，说到底还是为了求得国内经济均衡的、可持续的、施惠于民的发展。至今的出口创汇、累积美债的片面重商主义不仅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遇到阻碍，而且它本身就是消耗中国各种要素资源、劳而少得的一种低效经济运行模式，也决不可能行之久远。国外观察家指出：“这种赤裸裸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迄今似乎很好帮助了中国。不过，……这种手法几乎注定会结局不妙。且不说西方国家的仇恨和自卫反应，单按日本战后发展经验来看，当前的高增长最终将戛然而止。”[31]这一看法触及了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隐患，值得警惕。

要实现中国的内部平衡，包括经济各部门间的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平衡，乃至经济与政治的平衡，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恰当地重新定位出口。人所共知，出口对于当今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作用长期以来都超过了投资和消费，这种偏向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趋严重。然而，还是应该回归贸易的常理。出口本质上是为了引进那些在发展或者说国民福祉提高过程中的短缺要素，包括国内无法有效生产或者并不充裕的资本货物、一般商品、原材料，以及技术、资本、制度等，出口本身决不是目的。[32]难道为了就业或经济增长，就可以组织国人加班加点，甚至破坏了生态环境，生产出过剩产品，最后额外给予政府补贴，再廉价销往海外，不过就积累起一笔在国民经济体外循环的账面财富吗？

诚然，中国现有庞大的产能和劳动力资源难以单靠内需来消化，它们也构成了应当利用的比较优势。除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外，出口的确还有助于形成规模效益、提高技术水平、打造强势产业、争取市场份额等等。可惜的是，多年来看不到中国出口在这些方面有多少积极进展，见得多的倒是出口贸易条件的实际恶化。[33]这种情况下中国摘得世界出口冠军的名头，并不值得沾沾自喜，因为其中的含金量是大不一样的。据统计，2010年中国的出口退税总额达到了7328亿元，恰好是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34]特别是当出口的目的止步于累积更多的纸币和债券时，则大多数出口扶持努力便失去了正面意义。像出口退税、优惠信贷、偏低的汇率等支持手段，本来就通过补贴出口商而最终补贴了外国消费者，现在则更是对国内消费者构成了福利损害。

照此逻辑，在调整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也不要刻舟求剑。不要只考虑升值人民币对于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削弱，我国的外贸竞争力也不是单纯建立在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之上。也不要只看到升值对于手中外汇储备的表面缩水影响，须知总体进口的流量值比起外汇储备不知要大多少倍，岂能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中国的进口中大量为用于加工贸易的中间品进口，人民币的升值自可降低进口成本，从而也抵消出口价格的上升。合理升值之后，一般不会出现外资企业外迁他国的后果，因为中国境内拥有他地一时较难具备的加工制造集聚效应，况且众多外企在华生产也为了就近在中国市场销售。故此，以调整汇率为手段之一，改变原来不惜代价、不讲实利的粗放型贸易与增长模式，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中国也实在太需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民需”了，太需要让广大国民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事实上，也不是说因为美国等发达市场消费不振之后我们才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本身就是发展的出发点，而不是困境中的无奈之举。据中华全国总工会透露，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走20个百分点，2005年降至36.7％。[35]与此相关，2009年，家庭消费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比其他任一金砖国家和八国集团成员国都要低20乃至30个百分点。[36]当今世界上，家庭消费在经济中占比如此之低，且呈现如此步步下滑趋势，已难以找出中国以外的第二家。故此，我们并不是内部无事可做而一定要不计成本地出口，更不是无比富足而一定要补贴海外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