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09-16 浏览次数：241
本文刊载于《读品（2006）》
常识的去熟悉化
乍见标题，你可千万别以为是乱码。且让我用普通话翻给你听：“美国总统华盛顿是什么人？”这不是以冷僻字眼吸引眼球的翻译花招，而是一个半世纪前的中国人口称笔述华盛顿时所用的名号。若不在开头卖这个关子，列位看官大概扫一眼标题就“自动过滤”了——华盛顿嘛，谁不知道！美国国父。三岁小孩儿都知道“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
其实，在华盛顿的事迹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有其它五花八门的称呼。比如，“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就叫他作“哗ロ盛顿”（天朝上国素喜在“非我族类”的称谓里加口字边或反犬旁，以示其为野蛮）。林经常向和洋人打交道的手下或通事询问外国的情况，后来这些谈话记录被编成了《洋事杂录》。他掌握的情报是，“哗ロ盛頓”是带领“咪唎ロ坚众夷”脱离英人统治的“兵头”，被美国人尊为“圣人”，谁家“生子、或开馆、或造船、或有新地方”，往往以他的名字命名，“取其吉庆”之意。当时，其它的译名还有“瓦升顿”、“兀兴腾”、“瓦乘顿”等，其中自然也包括今天习用的“华盛顿”。十九世纪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大半要通过这样的道听途说或外人（主要是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介绍来获得。当时的官话普及程度自然不及今日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口耳相传，又没有翻译的定名则例（统一译名的工作迟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而官方的推动更在1895年后），其音译的混乱可想而知。人名还好，难的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的概念，许多本是中国所无，要生造一个词来对应，真是伤煞脑筋的苦事。就拿president来说，今天大家一看“总统”二字，个中含义就晓畅明白了；晚清的中国人乍一见“庇里西恬地”，谁能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后来又出了个“伯理玺天德”，今天不少学者觉得这个译法更符合“信、达、雅”的标准，但它终究不敌现代汉语双声词的法则。
译事之难如此，而一个观念，尤其是舶来的观念，要进而成为所谓常识，更要历经复杂的过程。其中的百转千回几乎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华盛顿作为“美国国父”、“民主的象征”，何以会在今日的中国如此深入人心？他融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语汇中，那么亲切平易，以至我们都忘了要追问其来路。好在一个有心人于无疑处生疑，由华盛顿在汉语文本中的形象为抓手，他对“美式民主是否为普世真理”的“自我解惑”，便成了眼前这本小书。
从异国尧舜到中国华盛顿
要在浩如烟海的近代中国史料中钩沉出华盛顿形象的生成和传衍，即使是在网络发达、档案不断电子化的今天，仍是件极细琐的工作。所幸作者潘光哲先生长期从事晚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博士论文做的是晚清中国的“民主想象”；此公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又素有“两脚书柜”的闻名，且为人风趣可爱；因此这一本不到两百页、图文并茂的小书，内容充实而浅显生动。
本书可分为两部分：首先讲述“华盛顿”这个人物在晚清汉语文本中的“旅行”；其次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为例，揭示“华盛顿”在中国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政治符号之后，如何充当“制作”中国“国父”的助燃剂，变成党国政治的“共谋”因素。他对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在海峡两岸回荡。这两个部分实可视为各自独立的研究，读者自本书的正副标题便可一望而知。作者以Alfred Schutz提出的“知识仓库”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并借鉴了不少西方新文化史理论与实证的经典研究，使得本书视野宏阔，颇具匠心。然而，作者并未拿了舶来的理论当“令箭”，而是吸收转化为扎实的研究，语言并不故作高亢；对于历史人事的背景介绍亦能在数语间勾画了了，而不是弄一堆繁琐的脚注。作者在结语部分，将相关的理论、研究史以及自己的沉潜感慨娓娓道来。所以，历史工作者可由结语和参考文献按图索骥，与作者切磋对话；而普通读者自可从容游弋文字之间，窥探沉寂已久的历史秘密，或甚可反思个人乃至群体思考问题、袭得知识的模式。
作者检阅了从传教士创办的杂志、中译西书，中国人编撰的地志史书、时务文集、报刊，乃至时人书信日记及小说弹词；从最早较完整记叙华盛顿生平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腊主办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7），辗转至中国人徐继畬编写的世界地理书《瀛寰志略》（1848），中国的读书人从尚弄不清土耳其是否为美国的一部分，到赞叹起化外之地居然有一个带领民众摆脱殖民、开疆拓土而不将天下纳为己有的“异国尧舜”。起初，外国传教士颇愤于中国人对“天朝声教文物”的自矜，大有证明“外国也有”甚至“外国更优”的心态，比如郭士腊的笔名即为“爱汉者”，每期杂志扉页上必引《论语》一则。在介绍美国开国情况和政治制度时，还特意虚构了一对中国叔侄的对话和通信，角色设定是：这位叔叔曾去美国经商，而侄子则昧于外情，叔叔要循以告知“花旗国”政治制度的种种好处，未尝稍逊于中国。其中就提到“怀尧、舜之德”的“华盛屯”，这种将美国的总统制比附成中国的三代禅让之风，当然是一种便宜中国人理解、亲近西方的方法，但也不无上述心态作祟的可能。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中国人逐渐从对西方奇技淫巧的亵玩转为对坚船利炮的慑服，而这种表述方式正合着“西学中源”、“礼失求诸野”说法，尚可为积弱的国人挽回一点颜面。而此后不少读书人的大书特书，其心态究竟是保守或开通，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了。不管怎样，徐继畬是不吝于辞藻和想象力的。他说华盛顿是比陈胜、吴广更勇猛的起义领袖，比曹操、刘备更有雄才大略的霸主，“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万民臣服，但是他居然丝毫不动称帝的念头，开创了“推举之法”，真是有三代遗风的“异人”，堪称古今中外第一伟人。由于《瀛》书和吸收了《瀛》书内容的《海国图志》增订本的巨大影响力，徐继畬种下的“华盛顿神话”，成为了后来者取之不竭的想象源泉。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士人的眼界进一步打开，翻译西书日多，出洋考察频仍，但时局却越发艰难，人们从对“圣人”出世的期待，渐渐转向了对“圣人”背后“良法美意”的追寻。在甚嚣尘上的“开议院”的呼声中，华盛顿仍扮演着理想政治类型的要角；只是在帝制时代的固有政治框架内，读书人所能期待的不过一个上下沟通、风闻言事的管道。最终，议院没开成，不料华盛顿抗英的故事却为革命党人排满覆清的舆论机器利用，而又变为种族独立、个人自由的先驱，这也足令晚年深忌革命的梁启超嗟叹了。梁公早年倡议以小说启民智救国，认为读者往往会将自己想象成小说的主人公，因此如果主人公是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革命小将”陈天华和邹容也是笔头颇健。1903年，陈在弹词体裁的《猛回头》里教大家“要学那，美利坚，离英自立”，华盛顿“定立民主国的制度”，是“大豪杰”、“大圣贤”；邹氏更是矛头直指“满洲种”，要大家奋起革命，“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一时激荡回响，振聋发聩。以后更有绣像小说铺陈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当然也有不捧场的看客，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对民主体制深恶痛绝，他反对美化“民主立宪”的先驱“华盛顿”，甚至说自己死后要拿“金锥”去找他的坟墓，“敲其头矣”。
历史的运会与凶险
1868年3月间，发生了一件颇为戏剧性的事情。前美国驻大清国公使蒲安臣任期界满归国，清廷顺势聘他为清国特使，率领一班洋务官员、学生赴欧美考察。徐继畬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不过此时，他已不再是贵为福建巡抚的封疆大吏、而是永不叙用的罪臣。但是他在《瀛寰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赞词，为他博得了美国人的好感和同情，并被永远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美国的报纸对徐的到访大肆报道，《纽约时报》甚至声称，他就是因为在《瀛》书中颂扬了华盛顿，而被咸丰皇帝革职长达十八年。根本上说，徐继畬仕途的终结，是因为道、咸之际清廷外交政策的由驰转峻。徐是一个“锐意西学”的开通官吏，因而在两广和福建颇受洋人好评。而他在外省的春风得意，实离不开远在京城的耆英、穆彰阿的奥援。道光驾崩，新帝欲振作国势，自然给了守旧势力打击外交上立场温和的朝臣以机会。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英人与福州士绅的冲突，终于酿成祸端。徐继畬抚夷息事的做法深为咸丰痛斥，结果从耆、穆而下到徐，一并捋去乌纱帽。晚清的外交政策往往因内廷势力的争斗而波动，内患实重于外祸，终至国事糜烂。以徐的才干，要重获帝心当非难事。但在此一关节上，《瀛》书确实成了他的绊脚石。李慈铭就曾批评他的书如海客谈瀛，尤其是关于美国政事一节最为荒谬无稽，即指其比附华盛顿为尧、舜。参劾的言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证据。1852年，徐以一封震动朝野的《三渐宜防疏》博得咸丰的嘉许，着派当年四川乡试主考，但旋即遭吏部议处，经此一挫竟至死不复起用。可见外电的说法实乃空穴来风。不知徐继畬在美国接受喝彩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他又岂能逆料同光朝对西学之饥渴，竟到了投机分子可以编西书为名而加官进爵的地步呢？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先后担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和崔国因，目睹了美国大选南北两党的纷扰相斗，深为“神话”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而失望。而他们所发出的“党祸日深”、“外侮则受措于强梁，内忧则兴戎于两党”的警告，又何尝不是为晚清南北党争所发？
这一段故事，作者限于篇幅未及着墨，但感兴趣的读者如此按图索骥，定能更深地体会到历史的复杂。
历史学家：制造迷思的工匠？
制作“国父”一段，是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作者显然受到伯克《制作路易十四》的启示，从群众性节日、仪式和图像、实物的角度，对“孙中山崇拜”进行了多面向的呈现。中间颇多令人忍俊的细节。如革命党与立宪派竞相援引“华盛顿”故事为自己的事业正名，孙中山即撰文反驳对手，理由竟然是自己在檀香山读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美国历史，里面根本没有对方所引述的那一出。其实，他不知道有关华盛顿谦让为怀的叙说在其纷繁的汉语文本形象中确实存在，这也是“神话”丰富性的一个例证。但双方攘臂而争解释权的举动更富意味。时隔未远，当袁世凯窃权之时，临时参政院在接受孙辞职的文告中，即将孙比做罗斯福，而颂袁为华盛顿。多年后，胡汉民回忆往事，还忍不住斥之为“无识可笑”。孙中山一生以华盛顿自期，而后者的“国父”声名，已为孙死后的神化做了铺垫。由于华盛顿的故事早就被写入了教科书（蔡元培曾有短文勾勒华盛顿在民国教科书中的形象，教科书也是本题的一个重要资料，可惜作者尚未在书中论及），加上三民主义党化教育之强力覆盖，孙中山的“国父”得以深入人心，遂使生前党内外对其刚愎自用的批评之词被尘封。孙在世之时，就有不少“靠孙中山吃饭的行业”，出版《中山丛书》即是当时重要都会书商赚钱的不二法门。去世后，各地的挽联更是将他抬高得无以复加。作者摘录了许多将之比附古今中外名人的挽联，五花八门，更有甚者彼此竟“打”成一片，比如“有拿破仑远略，建华盛顿奇勋”，“四十年创建共和，比华盛顿不算成功，比拿破仑已死得其所”。作者稍做了一下统计，在提到的西方人物中，列宁以86条为冠，华盛顿62条次之，其他还有林肯、马克思、拿破仑、卢梭、甘地、巴枯宁等等。盖当时正是苏联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蜜月期。
作者最后指出，将“中华民国国父”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通过反复的纪念与国民教育强化这一观念，实际是为了塑造一种党国体制。胡适早在1928年就曾批评这种做法：“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但终究是无可如何。
然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对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确实发生过作用，总统两任而止被明确写进了宪法。只是1960年，蒋介石还是成功地第三次连任。当时有人曾苦劝：“恳盼蒋总统克成为世界史上东方的华盛顿”。作者录及此段材料，想必感慨良多，因而结语论及“国家偶像”与史家应当“打造怎样的历史记忆”时，确实引人深思。若历史研究成了意识形态的奴仆，史家的工作仅是为权力开具出生证，则历史将成为人类的重负，而于智识无所进益。
当“东方红，太阳升”唱遍祖国大陆的时候，宝岛台湾的人民何尝不在歌唱蒋公是“人类的救星，地球的伟人”。近日台湾如火如荼、花样百出的“倒扁”活动，亦是让人笑得苦涩。历史的舞台上，首演之时为悲剧的，一而二、再而三的则沦为喜剧。浑噩不知的观众，散场后要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