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0-12 浏览次数：136
本文刊登于2012年09月0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核心提示】韩起澜发掘了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声音，对过去被忽视的女工群体进行研究，记录“那些在历史记录中从未出现过的名字”，描述了淹没于繁华上海阴影下的悲惨世界和貌似井然秩序背后的混乱。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为美国学者创造了来华考察和搜索资料的机遇。此时期美国国内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运动趋于式微，原先受到激进女性主义思潮震撼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逐渐进入反思状态，呈现出相对理性思考和务实探索的倾向，女性主义史学家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以下简称《姐妹与陌生人》）即是中国妇女劳工史领域的这样一部著作，体现了她在中国女工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及贡献。该书开创性地考察了中国的近代城市女工，共分引言、上海纺织史、工厂内、工人来源、建立关系、包身工、工作日、工作生活、变化的视角及结语等十部分。以往的劳工史研究多将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忽略了妇女工人的特殊性，该书则将女工从其中剥离开，对诸如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社会关系、同乡网络以及在转变成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时所经受的转型等多方面内容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从社会背景出发观察妇女劳工史从美国中国妇女研究发展的脉络来看，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从中国本土出发进行研究的趋势，《姐妹与陌生人》即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并彰显出该趋势。该书立足中国进行观察，注重追求近代上海女工群体的独特性。研究围绕中国议题，进入中国语境，详细考察妇女的籍贯出身、扎根的历史土壤、女工生存条件等，由此建构了一部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妇女劳工史。韩起澜首先观察到妇女劳工赖以生存的历史背景，认为这段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地点——近代上海社会。近代上海走了一条既不同于巴黎、伦敦、纽约，也不同于加尔各答、孟买、香港等城市的独特道路。政治方面，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城市，是英法美日各国资本家猎捕财富的淘金地、激进知识分子的天堂、1911年革命者躲避清政府追捕的避难所、各政党团体宣扬信仰的圣地以及嫖娼者的取乐之都；经济方面，国外资本家在此投资开矿设厂，清政府洋务派大兴包括纱厂在内的一系列民用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得上海逐渐由通商口岸向现代城市转变，成为各地女性寻求生计的理想场所。韩起澜还发现，与西方迥异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工人走了一条与欧美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上海异于西方社会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青帮的存在。韩起澜详述青帮的组织和机制，通过解析新中国成立前的地方报纸和工厂的记录揭示青帮在上海纱厂中的重要性，得出“青帮的出现和力量使得中国上海女工的工业化和经历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欧美”的结论。综上，韩起澜在对上海纱厂女工的研究中，详细解读了近代上海社会区别于欧美和亚洲其他城市的特殊性，具体剖析了青帮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秘密组织对上海工业、女工构成、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这体现出她亲历中国、从中国出发观察女工的研究视角。用社会史眼光研究女工群体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劳工史研究起源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史学，并成为新社会科学史学诸派在80年代达到发展高峰时的一支重要支流。社会史主张“自下而上”地看历史，“重建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伴随着研究重点从上层社会扩大到普通民众，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劳工史著作，韩起澜的这本书正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部社会史和劳工史著作，《姐妹与陌生人》发掘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声音，以过去被忽视的女性劳工群体为主题进行研究，在各类史料穿行中发现妇女“足迹”，记录“那些在历史记录中从未出现过的名字”。为底层说话、使中国妇女劳工“显形”是韩起澜开展此项研究的驱动力，这显示出女性主义学者对妇女的独特关怀。作者对中国受苦女工的同情和热爱从其书中文字和揭举史料的表述中得到清晰印象。她描述了淹没于繁华上海阴影下的悲惨世界和貌似井然秩序背后的混乱。她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该书的命名中：“姐妹”代表了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对大洋彼岸另一端的妇女群体的关注，“陌生人”则表现出她所要研究的是被忽视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该书在资料来源上多方取径，韩起澜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帮助下来到中国，成为复旦大学的交流学者（1979—1981），1982年再次来华考察，她采用口述史料、政府报道、公文档案、时闻杂志、社会学观察报告、有关工人的采访口述等一手资料，因而研究结论在史料层面上具有说服力。韩起澜重视口述史料，认为透过研究对象的经历和感受，包括对社会生活和群众态度的深入了解，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层的认识和分析。这可从她对朱迪斯•史泰西（Judith Stacey）、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以及安多斯（P.Andors）等学者的研究缺乏对真实、具体社会情况探讨的批判中可见一斑。全书以纱厂女工生活为中心，将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厂区生活、工人来源、包身工制变化等诸多历史状况连缀起来，把近30年上海变迁图景浓缩于对女工群体的生存和遭遇的描述之中，从普通女工的立场、意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展现中国劳工阶层的变化。这种写作方法的优势在于作者能将特定的主题嵌入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中，用社会史眼光研究女工群体，这就使得该书具有口述史、妇女史、社会史和劳工史的综合性研究特征。新叙述史学写作存在局限性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体现出明显的叙事风格。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若干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85(Nov. 1979)），指出了史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叙事史复兴”的新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已成为历史编撰的一大趋势，以叙事为特征的中国学研究作品也大量涌现，美国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都以叙事史的方法写作见长，而这部中国妇女史学著作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这一风格和趋势。韩起澜有着较强的叙事能力，用讲故事的方式诉说上海女工的故事，在流畅的叙述中渗入了精细入微的论证，寓论于叙事之中，通过特定故事情节的叙述，寻找事件、机构、团体等符号中的潜在内容，并十分注意对故事的深入分析，解决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韩起澜的研究体现了新叙事史学的写作模式，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由叙事史学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该书研究主题为上海纱厂女工，局限于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的某一特定工厂，希望借此得出对中国全国境内的工人阶级构成和意识在时空上具有复杂性的结论，这一解释在她研究的主题范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她关注的并非整个中国社会和所有工厂，中国其他城市与上海从人文地理到社会环境等诸方面的情况均有着显著差异，中国当时的其他工厂状况也与纱厂存在显著的不同，纱厂女工能否反映其他工厂的女工状况？其解释力是否有普及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