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要有“创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战略考虑

发布时间:2012-11-12  浏览次数:279


“刚在英国参加了有关西方民主是否适合中国的辩论,期间西方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十八大的相关信息,说明世界迫切想了解中国,我们亟需建立一套清晰的中国话语体系。”昨天(11月10日),在“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刚从伦敦回来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提出,在中国话语建设上要有某种战略思考,也许可以有一个十年战略规划。

建立中国话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昨天,张维为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在英国参加既定辩论会的经历,“因为正逢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国外媒体纷至沓来,约访铺天盖地。”张维为说,这让他更深信“中国热”不能再回避。我们对所有问题都必须要做出清晰的解答,也就是必须要形成“中国话语”。在阅读了十八大报告后,张维为表示对中国的发展更有信心,“如果继续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走下去,我敢大胆预言,中国的GDP十年后能超过美国。我还进一步推断,那时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两倍。”

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中国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向世界解释,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媒体界的一些人很不自信,这也是亟需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在原因之一。走过一百多个国家以后,张维为发现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只有两种结果,一种从希望到失望,一种从希望到绝望。那些国家曾认为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可以解决问题,但最终以失望或者绝望告终。张维为认为,需要防止西方的话语“忽悠”。在接受BBC访谈时,主持人问张维为如何看待“人民力量”,在西方近期的话语体系中,人民力量就是指“颜色革命”。张维为认为,这种看法其实隐藏了西方一种政治道德上优越感。张维为答道,“中国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你的‘人民力量’可能指的是‘水能覆舟’,但‘水能载舟’也是一种人民力量,当人民和政治精英形成良性互动,把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人民力量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张维为同时直言,“西方不少人盼望中国崩溃,但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是零”。

张维为认为,中国从1840年至今解决了“挨打”、“挨饿”,目前高速发展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骂声”一方面从西方来,一方面则来自国内。而对于国内的声音,他认为是知识界、媒体界一些人的不自信。从他国膜拜西方话语体系失败的例子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国内的需求比国际的需求更重要。“我们需要从僵化的西方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张维为如是说。

建立中国话语的紧迫感,也体现为要少一些套话空话,用透彻的语言,讲得让外国人听得懂,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得懂。张维为举例说,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要独立地设置自己国家的议程,而不能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中国要建立话语自信,无论出现什么观点,都应当自信地阐述自己的成熟看法,并且指出别人的问题所在,这种“自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建立中国话语的方式方法

张维为分享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对西方话语进行非常全面的回顾、总结、分析、研究,看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有问题的。从亚里士多德、洛克到哈贝马斯,都要加以梳理、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西方从宗教改革后、启蒙运动后,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评估和分析,这需要大量的学者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其次,研究西方的话语,“要进得去、出得来。”西方话语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曾有一个笑话,德国首相默克尔曾问德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德国没有一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回答,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了。这就是说经济学出了大问题。但其实经济学已经是相对自然科学比较接近的科学,其他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恐怕离真理更远。张维为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大部分都是错的。当中一方面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有方法论的问题。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去湖南走访了30多天成此报告。他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去地方调研、考察,才更加了解农民。陈云也曾去青浦农村进行调研,一下子就把当时的难题说清楚了。这种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有其长处,往往比西方社会科学更容易发现真理。因此,我们要尽量多走多看,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先形成一些常识判断,然后再进行一些理论分析。

第三,要有话语的创新。张维为介绍了当天美国《纽约时报》上刊发的他的谈论十八大“选贤任能”机制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源远流长,现在又有了许多创新,基本就是“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就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经历来看,曾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负责人,管理过一亿多人;然后又有5年参与管理全国事务的经历。中国选贤制度尽管还可以更完善,但绝不会选出小布什、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管理者。

张维为分析,丘吉尔所说的 “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在西方是适用的,但是以中国《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上上策”和“下下策”来看,西方的民主制度,属于“最不坏”的“下下策”。而中国儒家传统里,推崇凡事要向“上上策”努力,张维为认为,中国新型的“选贤任能”制度就是结合了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即有“上上策”的安排,又有“下下策”的托底,应该是一种更好的制度安排。

在海外工作、生活了24年张维为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中国不能“失语”。他倡导,10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超越美国,如果现在开始就有中国话语体系的10年战略设计,那么中国的软硬实力将同时展示给世人。

撰文/文汇报见习记者 陈莉莉  记者陈慧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