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1-19 浏览次数：170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为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势头，出台了力度很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对世界经济也起到了不小的提振作用。在此背景下，海外各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进一步上升。作为长期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权威专家，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于2012年推出了新著《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此书实际上是对作者本人及国际中国经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应当加以重视。
拉迪的最新研究重在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出台的刺激政策，同时则分析中国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中期所面临的挑战。他的总体结论是，中国近期的政策组合使得中国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但这种政策组合在未来的效应将会不断递减。而且，这一轮经济刺激在成功应对短期问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加大了长期问题解决的难度。这些长远的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向偏低并呈不断萎缩趋势，制造业部门与第三产业部门相比显得过于庞大，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失衡陡然加剧，尤其体现在外汇储备的巨额规模上。拉迪以为，这些结构性问题近十年来日积月累，已形成了温家宝总理所谓“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要想缓解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启动新的改革，拉迪把下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锁定在金融体制方面，尤其是在利率自由化方面。据拉迪描述，中国的金融体系大概从2004年前后开始到现在，一直呈现一种受到抑制的态势，这不仅是指资本控制和人民币估值偏低，更集中体现为居民储蓄的实际负利率。储蓄实际收益是指一年期居民实际储蓄收益率减去消费者物价指数，照此计算，从1997－2003年，中国一年期居民储蓄实际收益率平均为3%，但从2004年初至2011年，实际上却为-0.5%。拉迪强调，由于中国的资本控制政策，大多数家庭没有很多机会去购买外币计价资产，同时，股票投资收益低、波动大，客观上不值得进行长期投资。这些因素促使人们把房地产视为优质投资，从而导致全社会房地产投资的不断攀升。当储蓄实际收益率在2003年尚且为正值时，房地产投资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当实际储蓄收益率为负时，其比重在2007年达9%，2011年更达10.7%。拉迪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失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7－2003年间为37%，在2004－2011年间，飙升到45%，在2011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然而，仔细分析数据会发现，这个高投资率大多由房地产投资造成，也所以在过去七八年中，房地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更高，与中国接近11%的峰值相比，美国的峰值曾是6%，印度是5%，台湾省是4%。虽然中国比其他地方面临更大的城市化压力，但实际上应该注意到，2004年以来，正当中国房地产业大发展时，中国城镇化人口的增长反而降低了速度，增速低于1997－2003年时期。1997－2003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每年增加2500万，而2004年以来，每年的增长降到1900万。拉迪断言，中国这种依赖房地产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原因是：1997－2010年，在中国家庭财富的构成中，房产已从原来占20%上升到40%，储蓄则从原来占70%下降到40%。在家庭财富构成中房产占到40%是个非常高的比重，美国在最高时也不过是32%，而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这已比重更是下降到25%。考虑到中国家庭的总负债在以往三年中上升较快，2008年底为30%，2011年已达50%，房产在家庭财富中占比的扩大已不再可能，故而总体上房地产占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也难能再继续上升。此外，拉迪强调，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中国的银行显然不能再向房地产敞开更大的风险口。当2004年储蓄利率开始转负时，银行对整个房地产的放贷（包括对开发商和对购房者的放贷）占到总放贷量的13%，而到2011年该比例已升至20%。房地产业吸收了中国粗钢产量的40％，加上其与其他众多产业的关联作用，实际占到了四分之一的最终国内需求。拉迪的结论显而易见，房地产业已累积了过多的风险，单纯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需要考虑，导致至今房地产依赖症的发展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利率由正转负是一个主要推动力的话，现在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利率政策会在2003、2004年出现了转向？为回答这一问题，拉迪从经济的对外部门着手讨论了汇率问题。据他分析，1995－2002年，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每年升值4%。但2002－2010年，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慢了很多，每年只有0.5%。升值幅度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非常关键，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常项目。2004年之前，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2004年后，这一比重大幅增加，提升到6%。拉迪承认，就此而言，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差异，随着可贸易产品部门的生产率有了上升，其在贸易中随之就会出现盈余。当人民币升值每年保持在4%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当升值幅度明显低于4%时，就导致中国在经常项目上积累越来越多的盈余。事实上，在盈余持续增加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居然不升反降了。根据拉迪的观察，人民币汇率之所以不升反降，最直接的原因是2003、2004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更大幅度的的干预。所以，1990年代和2005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年增幅仅维持在3%－4%之间，但之后年增幅明显提高，最高时达到年增9%。此种态势实际上对央行构成了巨大挑战。央行最大的职责是保持价格稳定。但从上个十年的中期开始，为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外汇市场干预，大量的对冲操作使得人民币的供应量明显增加，而这自然会影响国内价格的稳定。拉迪介绍，央行采用两个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对冲操作。一是卖出央行票据。2004年初，央票尚为零，而2004年底，央票总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二是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前一阶段中，央行规定的准备金率尚在正常范围，在7%、8%左右，但2004年后却越来越高，达到了13%，2011最高时达到21.5%。拉迪说，大多数中国经济观察家尤其是外国人，总是看到中国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但往往忽略一个事实，即中国央行在大规模干预时却造成了巨额的负债。对冲之后造成的负债已从前一阶段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放大到2011年时占40%。中国的外汇资产固然可以赚一些钱，可是央行因为其对冲操作，需要支付大笔利息。当然，央行实际上会把利息负担转嫁他人。商业银行按正常放贷本可获得8%的收益，购买央票却只能得到3%的收益，中间足有5%的利差，这对商业银行构成了资金的机会成本。央行对法定准备金的征税更加严重。商业银行的资金存放于央行只能得到1.6%的利率，以这些银行把资金放到市场上可获8%的利率算，其间的利差超过6个百分点。这些做法实际上构成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大幅征税行为。拉迪指出，中国的央行为了弥补商业银行的损失，一个办法便是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控制在明显的低位，从而保证商业银行依然可以获利。这就是2003年后中国储蓄利率由正转负的根本缘由。通过这一政策逆转，央行实际上把商业银行被征税的负担转嫁到了普通储蓄者身上，并由此引发了前述房地产的畸形繁荣。在拉迪看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再平衡，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重新启动2004年已基本放弃的利率逐渐自由化的进程，将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为此，他提出应该改变目前的低利率政策，并称如果只采取一个政策，该政策就应该是是恢复利率市场化，让利率转为正值。这样一个政策能够起到一着棋变满盘皆活的效果，将使家庭直接增加收益，使得房产投资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房地产之外的普通消费也会被刺激起来。同时，利率自由化后，随着利率的升高，借款成本也会增高，那将会阻止对某些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和开发。当资金更多地流到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时，便可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工资收入，由此也会促进国内消费的扩张。拉迪认为，金融抑制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在近十年中进一步严重扭曲，这特别体现于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挤压。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2002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2％一路提升到了42％，对于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而言，这是应该的现象。然而，在以往十年中，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只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拉迪指出，这种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态势跟金融抑制特别是人民币估值偏低有很大关系，因为本币的低估会让投资流向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致使服务业受到忽视。同样，低利率状态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得到激励，其结果也是会压缩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而从2003年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基本被放弃，土地、能源之类基础生产资料定价偏低等于是又在补贴制造业特别是粗放型制造业，这当然也会产生打压服务业成长的效应。在拉迪看来，低利率等因素不仅造成了普通储户的利息损失，而且助长了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却打压了服务业发展，这加剧了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跌的趋势。其结果是，中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35％。而这反过来进一步使得无法让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投资更多地转向依赖内需。拉迪觉得，虽然中国的外部失衡有所纠正，即其经常项目盈余已从2007年的10％缩小到了2011年的3％，但这是全球经济疲软的结果，中国的内部失衡依然如故，而这会使得其外部失衡一旦全球经济好转便会随时再现。拉迪相信，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平衡地增长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此前十年里全球经济已经失衡，主要体现为：发达经济体放松金融监管、信贷市场扭曲，尤其是美联储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如同美国，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源头国，只不过中国的失衡体现为其生产要素的补贴以及某些生产成本的外部化。拉迪提出，为减少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中国应当提高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一个直接的目标应该是继续提高实际工资水平，近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在较快地上升，但中国在可贸易商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照样在较快地提升，故此，中国通过提高工资而实现再平衡还大有空间。同时，中国政府也应继续打造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应让赢利的国有企业大幅增加其红利缴纳，以便减少家庭储蓄的比重。此外，中国也应当进行承诺已久的要素价格改革，这不仅意味着通过利率改革而使资本要素的价格正常化，而且意味着让水、电、燃料等要素的价格也正常化，这实际上对有效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也有好处。生产成本的国际趋近有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有利于增益中国的福利。然而，在拉迪看来，单纯从中国国内看，再平衡道路上也多有障碍，这是因为国内金融抑制、汇率估值偏低、生产要素补贴等等障碍的背后存在着利益相关方。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失衡性经济增长对某些利益集团是有利的，如果缺乏中央政府的有力推动，这些利益集团自然会抵制经济再平衡。说到底，国内金融抑制、汇率估值偏低、生产要素补贴等等都构成了某些部门对另一些部门的征税行为，必然造就整个经济中的赢家和输家。据拉迪分析，显而易见，沿海省份，相对于内陆省份，是赢家；出口商和进口竞争行业，相对于进口商、消费者和服务业，是赢家；商业银行，相对于储蓄者，也是赢家。他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盈利在2011年已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占到GDP的2%，世上没有银行盈利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如此高比例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家庭却是输家，无形中又被征了很多的税。此外，拉迪指出，另外一个大赢家就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中国的富豪榜上大多数人通过房地产开发而赢得巨额财富。对地方政府而言，它们通过拆迁、卖地也获得大笔收入。而消费者却是输家，因为他们必须拿出更多的钱，以更大的成本来购房。就官僚机构而言，赢家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商务部非常成功地代表了出口产业的利益，而商业银行要向财政部上缴巨额的红利，所以财政部也获益。拉迪也指出，最后一个输家是人民银行，因为它不可能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一方面维持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又要抑制人民币的升值步伐，这两个不可能的事情它都要做，所以它一定意义上也是输家。在拉迪看来，现有政策的各方赢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至今仍能够阻挠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立党为公的领导力量，理应克服来自各个利益集团对关键性改革的阻挠，从而推进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对就此而言，是否能够落实中国在“十二•五”计划中提出的诸多旨在实现再平衡的改革措施，将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参考文献Lardy, Nicholas,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2012;Lardy, Nicholas, “The Chinese Growth Model Before an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ontreal Review, July, 2012;Lardy, Nicholas, “China’s rebalancing will not be automatic”, East Asia Forum, February 22, 2012;拉迪，尼古拉斯：“中国必须消除金融抑制，停止‘负利率’盘剥”，《东方早报》2012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