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2-05 浏览次数：163
12月4日下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系高棣民（Thomas B. Gold）教授访问世界中国学所，与中国学所科研人员就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交流。
高教授回顾了他三十多年之前初到访中国的经历。1975年，他随美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首次访华；1979年，作为美国首批公派中国的留学生，他进入复旦大学学习。从自身经历出发，高教授探讨了一个人了解某个国家的基础是什么。他认识中国的基础就是1979年“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国开始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在1979年之前，高棣民在台湾写作关于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博士论文，此时也正值台湾的社会运动萌发之际。可以说，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海峡两岸都处于社会大变迁的前夕。什么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方法？高教授介绍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几种主要方法：1、认为中国是独特的，不适用于任何现成的社会理论；2、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3、将中国置于“亚洲”范畴内研究；4、用“东亚-儒家”概念分析中国，利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衡量中国；5、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6、将中国与苏联进行类比，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分析中国；7、用“威权主义”概念分析中国。高教授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时，“全球化”背景日益重要。一方面，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有着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他特别强调在环境方面，中国对生产资料与自然资源（如铁矿石、木材、水电）等的巨大需求已经影响到与邻国，甚至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媒体与互联网、流动人口（包括国内流动人口、农民工、海外移民）、非政府组织、消费、公民社会、各种不平等关系、新社会群体、中国的“关系”网，以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都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西方学者尤其关注：在中国，“个人”地位的变化与提高。比如研究“公民社会”和“新社会群体”，就可以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消长，以及个人的社会、法律地位如何变化。高棣民还强调了中国的“制度化”问题：在中国，有许多正式的制度，但研究那些非正式的制度（informal rules）更显重要。本次座谈会由中国学所常务副所长梅俊杰研究员主持，他向高教授介绍了中国学所的办所宗旨、研究室设置与科研方向，双方都表达了加强学术交流的愿望。与会的科研人员则就“中国威胁论”、消费社会、儒学复兴、中国的“关系”网等问题与高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盛文沁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