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2-05 浏览次数:123
12月4日下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系高棣民(Thomas B. Gold)教授访问世界中国学所,与中国学所科研人员就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交流。
高教授回顾了他三十多年之前初到访中国的经历。1975年,他随美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首次访华;1979年,作为美国首批公派中国的留学生,他进入复旦大学学习。从自身经历出发,高教授探讨了一个人了解某个国家的基础是什么。他认识中国的基础就是1979年“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国开始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在1979年之前,高棣民在台湾写作关于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博士论文,此时也正值台湾的社会运动萌发之际。可以说,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海峡两岸都处于社会大变迁的前夕。什么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方法?高教授介绍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几种主要方法:1、认为中国是独特的,不适用于任何现成的社会理论;2、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3、将中国置于“亚洲”范畴内研究;4、用“东亚-儒家”概念分析中国,利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衡量中国;5、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6、将中国与苏联进行类比,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分析中国;7、用“威权主义”概念分析中国。高教授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时,“全球化”背景日益重要。一方面,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有着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他特别强调在环境方面,中国对生产资料与自然资源(如铁矿石、木材、水电)等的巨大需求已经影响到与邻国,甚至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媒体与互联网、流动人口(包括国内流动人口、农民工、海外移民)、非政府组织、消费、公民社会、各种不平等关系、新社会群体、中国的“关系”网,以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都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西方学者尤其关注:在中国,“个人”地位的变化与提高。比如研究“公民社会”和“新社会群体”,就可以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消长,以及个人的社会、法律地位如何变化。高棣民还强调了中国的“制度化”问题:在中国,有许多正式的制度,但研究那些非正式的制度(informal rules)更显重要。本次座谈会由中国学所常务副所长梅俊杰研究员主持,他向高教授介绍了中国学所的办所宗旨、研究室设置与科研方向,双方都表达了加强学术交流的愿望。与会的科研人员则就“中国威胁论”、消费社会、儒学复兴、中国的“关系”网等问题与高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盛文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