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学:海外中国研究的新嬗变

发布时间:2012-12-20  浏览次数:157


作者:王震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第三版,标题为“以中国学研究服务当代中国发展”,发表时略有改动。

11月10日,“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大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培忠分别致辞,傅高义、沈大伟、季塔连科、郑永年、张维为、高棣民、石之瑜、薛凤旋、葛兆光、张西平等40多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分别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在会上向各位来宾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构架和未来发展思路,新成立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将遵照“奋斗立所、学术立所、活动立所、创新立所”的建所要求,努力打造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新高地。

一脉相承的西方汉学与中国学

当代中国学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研究,但它脱胎于汉学研究,与传统汉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汉学研究》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阎纯德教授认为,“汉学”这一名字本身是中外文明对话的结果,文明对话促进了汉学的产生。十五、十六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使汉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次发展飞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美国学者费正清等对中国的研究,使传统汉学研究拓展到了中国政治、社会等领域。这一做法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传统汉学研究,并使汉学逐渐演变为中国学。事实上,汉学和中国学是一种互相融合的关系,无论称其为“汉学”还是“中国学”,其所指对象都是中国,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认为,法国汉学是西方汉学的鼻祖,它于1814年就率先在大学里设立了汉学讲座,涌现出了一批学术大师。但是过去的学术成就不能代表今天,当前法国汉学研究一方面仍囿于传统历史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受美国影响严重,出现了严重的“美国化”趋势。法国的汉学研究领域很广,除了汉学研究之外,蒙古学、藏学、佛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很发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指出,法国并不是欧美汉学的中心,在法国汉学兴盛之前,对西方认识中国作出贡献比较大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随后,以学院为基础的法国汉学开始兴盛。二战之后,随着三位汉学大师的去世,法国汉学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国际汉学重心开始转向美国。从法国汉学到美国的中国研究,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美国的优势在于充分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中国研究当中来,这种研究方法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的汉学,事实上,欧洲现在还有很多学者不承认自己是做中国研究的,只承认汉学研究。无论承认与否,汉学研究本身已经经历了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教授认为,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总体上以西方国家为主,集中于美国、加拿大、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就美国来说,战后的中国研究专家已历五代,每一代人都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特征。最近二十年来,亚太地区也有一些新发展,特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中国研究发展很快。在其他地区,主要是中东、非洲、拉美的研究相对落后一些,但最近也有新进展,比如埃及开罗大学就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拉美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也分别建有中国研究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为缺乏传统汉学研究的基础,从而忽视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由此沉淀出两种有关中国文明的形象,一个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明,另一个是迅速崛起但又不合乎西方现代国家发展规范的中国当代文明。事实上,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是一以贯之的文明体系,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并不合适。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教授指出,俄罗斯汉学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很多,深受国际社会关注,但并未得到中国的充分重视。俄罗斯汉学研究有几个明显特征:1、历史悠久;2、领域广泛;3、强调历史与现状研究相结合;4、重视中国文化自身的特征。俄罗斯汉学家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不机械地学习外国文化,而是把一切外国的经验“中国化”。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后来的“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思想,都是马列主义思想的“中国化”。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实践,不管是对本国还是对其他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中国学研究服务当代中国发展

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个与当代中国崛起相伴随的新领域,除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外,它对于当代中国发展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在致辞中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也趋于复杂化,这就更需要我们能够准确、清醒地认识自身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以理性的声音和学术话语来回应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正在带动中国学的全面兴盛,推动本土中国学研究和海外中国研究之间的互动,从中国经验中形成本土问题意识、分析话语系统和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将有助于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并逐渐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关于中国研究的专门学问——中国学。它与传统汉学的区别就在于,把视野聚焦于当代中国,也就是我们所看得见、听得到的中国现实,而不是只能见诸于文献和博物馆的历史旧学。由于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涉及了各个层面,而且往往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这使得海外中国研究往往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发我未所能发,见我未所能见”。因此,“当代中国学研究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学术意义,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现实影响”。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研究员认为,“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本质上指的是海外人士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而“中国学研究”主要是中国人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一种“再研究”,这是正在应运而生的一个新领域。中国学研究应当承担起“面向当代、聚焦热点、厚今薄古、服务现实”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培忠教授指出,近三十年来,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对象的海外中国学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增长最快的显学之一。它所发出的声音无论是在国际舆论导向,还是在勾勒现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以及当代中国人的形象等方面,都已经对各国的对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反应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事物的关注越来越强烈,也代表了三十余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在近代意义上的新觉醒。

走向未来的世界中国学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始终处在走向世界和回归民族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纠葛当中,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矛盾,回避和否认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当代中国研究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应陷入一个中国崛起的自我幻觉之中,把汉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文明,然后去谈论中国文化将要“广被四海”,认为中国文化将要和西方文化一道成为遍及全球的强势文化,这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和小心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则认为,中国学、汉学与国学正在日益走向融合,学科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模糊。三者的融合至少呈现出五个明显特征:一是中国学的时空发生了变化,地域性的中国学正在被世界性的中国学取代;二是中国本身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学术议题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学科方法也出现了日渐融合的趋势;四是无论哪个学科的中国研究,都会涉及对未来中国发展趋势的判断;最后是海外中国研究开始变得逐渐规律化和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