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4-02 浏览次数：85
思想者小传黄仁伟 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先后在美国亚洲基金会、荷兰莱登亚洲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斯坦福大学任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及中美关系研究，参与多项第二轨道战略对话。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国家主权新论》、《中国国际地位报告》、《美国西部土地制度演进》等。
30多年来中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世界历史记录，中国奇迹震撼了世界。据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全球十大新闻的第一名。西方乃至全球思想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道路持有偏见的西方学者开始分化。“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开始改变其观点，认为“中国制度”正在崛起并超越 “西方制度”。另一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对西方制度构成了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开始研究和借鉴中国道路的经验。面对国际社会各种肯定或否定 “中国道路”的思潮和议论，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从全球视野的比较中揭示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和优越性。中国道路的本质立足于国情特征，可以形成独特发展优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2000美元以后，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道路开始引入“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新理念，对于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关键意义。 “中国道路”的本质是什么？就在于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历史使命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众多国际观察家指出，只要看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基本需求，就会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30年来，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98%的中国青少年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城乡医疗保障体制已覆盖95%的人口，中国人预期寿命为75岁，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乡人口80%拥有住房所有权；家庭财富平均值几乎每十年就上升一个10位数的量级，社会公共品供应的增长不断加快。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范围、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诚然，中国要全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中国道路需要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我们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确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确保发展的最终成果由全体人民所共享。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美国左派人士瓦蒂•哈拉比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更多得益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它的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就是，摆脱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正如法国当代中国问题专家毕卡尔所说，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摸索出来的，是独一无二的。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三个“硬”特征。封建主义时间长、内外战争时间长、经济封闭时间长，又是中国国情的三个“软”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三步走”、“先富与共富”、“梯度转移和跨越发展结合”等发展战略。立足于国情特征，可以形成中国的独特发展优势。人口多，成为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底子薄，是中国高速增长和市场容量的巨大潜力所在；不平衡，为中国内部的结构互补、梯度转移提供空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2000美元以后，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道路开始引入“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新理念，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关键意义。中国还可以出现十几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类型的增长极，支撑几倍于亚洲“四小”的高速增长期。中国没有像前苏东国家那样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搞“休克疗法”。经过20年的比较之后，许多国家政要一致认为，中国善于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体现了东方国家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即使“休克疗法”的提出者萨克斯本人也不断来中国考察，修正他那套失灵的理论。立足于国情，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是有用的经验。在不断改革中前进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战略机遇红利，也为中国安然度过一系列国际危机并化“危”为“机”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道路迄今最为成功的内容。30年来，中国道路就是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是“海纳百川”，改革与开放融为一体。法国前驻华大使德赛茨认为，改革使中国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狼”共舞，并创造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出，中国改革既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又学习资本主义长处。德国左翼人士指出，“中国道路”融和了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纵观社会主义国家变革历程，有些国家的“改革”实际上是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果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有些国家固守陈旧模式，不敢与“狼”共舞，结果是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只有中国既放手改革、又保持基本制度，结果是国家逐步强大、人民逐渐富裕。三条道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改革与不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选择哪种改革模式，同样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它是在13亿人口的大国、在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在面向世界各种文化的条件下建设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三重推进，为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条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中国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经验，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步骤地对接国际规则，有目标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有序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市场开放度较高的最大经济体之一，对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分工体系、国际气候治理、亚洲区域合作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战略机遇红利，也为中国安然度过一系列国际危机并化“危”为“机”创造了条件。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到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规则构建的新阶段。这是一条既坚持从国情出发、又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发展道路。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又没有被这股浪潮冲垮，表现出了较之其他新兴大国和转型国家更强的融入和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迄今最为成功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西方遏制战略的神来之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西班牙的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斯指出：“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足够的应对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30年来中国没有对别国动用一兵一卒，完全靠本国内部的结构改善实现了经济总量数十倍的增长，给世界带来了持续的和平和大量的发展机遇，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还在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打破“强国必霸”的传统逻辑。西方战略界根据西方霸权兴衰的历史惯性，把中国崛起的结果归结为新老霸权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时代变了，历史不能重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欧洲列强依赖殖民掠夺而崛起的老路，不能走二战前德国、日本为挑战霸权而发动世界大战的老路，不能走美国依仗“天定命运”而随意干涉颠覆别国制度的超级大国老路，也不能走前苏联为了“输出革命”追求军事优势而耗尽国力的老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概念。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又成为中国道路的主要内涵。30年来中国没有对别国动用一兵一卒，完全靠本国内部的结构改善实现了经济总量数十倍的增长，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内生性特征。中国的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持续的和平和大量的发展机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各国都从“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得到好处；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每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已超过5000万人次，2020年可能达到2亿人次；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市场之一；2009年以来，中国为世界经济直接或间接提供了50%的增量。如同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所说，“中国向世界只输出计算机，不输出意识形态。”国际舆论纷纷承认：“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道路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许多国家政要都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问题都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在当前世界紧迫的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率先提出碳排放总量下降的时间表。中国在各个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监管，对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及维和机制中，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争端解决过程中，中国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他们从各个角度证明“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进行海外殖民”，“中国文化中包涵着和谐的宝贵理念”，“中国运用软实力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够更好地维护世界稳定和谐”。尽管如此，中国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它将长期面对各种挑战和危机，包括某些大国的“围堵战略”和国际舆论的怀疑猜忌。中国仍将百折不挠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强国弱国，中国同它们的关系都是共同利益大于利益冲突，战略合作大于战略对抗。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许多西方战略家也得出了较为可观的结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与历史上其他大国不同，中国并没有发展一套把扩张主义正当化的理论，反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提出“和平发展”的政策理念，使本区域和全球感到安心。英国公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布朗德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相反，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民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中国将以和平方式重返世界舞台，西方要做出调整来适应中国的回归。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及智库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和历史上其他国家崛起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老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西化”以外的道路选择，中国的成功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在于坚持这条道路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舆论对中国道路的怀疑态度中，有一种所谓“成功的经济发展与失败的政治体制并存”的悖论观点，即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否定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他们回避或者否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大政治保证，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最终不免滑入“中国崩溃论”的泥沼。一位西方驻华外交官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试图将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嫁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出于偏见，不愿把中国的巨大成就与中共联系起来。拉美国家的许多政党领导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赞成中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使中国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落入西方‘民主陷阱’。”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为中国指引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奋斗，才找到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每一步行动都和这条道路的远大目标紧紧相连。为此，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国际人士认为中共的战略规划能力已经胜过美国，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旦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就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加拿大比较政治哲学专家贝淡宁认为，“中共一直把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第一要务，满足广大民众的核心诉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获得民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同，从而帮助中共提高了自身权威和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和创新。“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纷纷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此有效地领导这个国家，其重要原因就是理论创新”，这使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还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13亿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是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干部选拔制度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政治制度调动各方积极性，也吸收各种不同观点和建议，把变革与稳定、整体和局部、眼前和长远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认为：“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已逐步确定”。不可否认，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腐败现象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合法存在，一旦揭露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治。许多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人民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克服腐败，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在根本上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可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中共的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危机应对力等素质优势，而且在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高度团结和意志统一。这种精神力量越来越得到国际舆论的认同，从长远看其生命力必然超越“西方民主制度”。邓小平曾经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事实正如所料，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世界多了一种道路、制度和模式的选择，为正在制度危机陷阱中的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借鉴。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看到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英国学者马克•伦纳德在《中国想什么》一书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结束了西方自由民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必然联系”，西方模式不再是发展的基础；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西化”以外的道路选择；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也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模式。曾经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撰文指出，世界正在见证 “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 “世界在向东方倾斜”。世界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 “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谬论”。这并不是说，中国道路是完美无缺的，恰恰相反，它同样存在着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其发展进程必然充满着曲折、反复甚至短暂的滞后。它的先天不足，在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沉重，国家规模大且发展极不平衡，任何过快的变革都可能超出结构的承受力。它的后天不足，在于结构转型和利益调整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一般的局部调整范围，经济超常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调节和政治体制调整往往需要几倍于它的时间来消化。而内外两种环境的交叉，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交织，使许多制度安排不得不受制于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这些制约并不能掩盖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恰恰说明这条道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主要西方国家大约用了150年到200年时间才完成其制度的现代化。从1979年算起的30余年，中国才真正走上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比西方时间更短、社会成本更低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