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超:平视西方,顺势而为——评《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发布时间:2015-04-08  浏览次数:168


本文刊载于2015年3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科学报》

继2008年《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和2011年《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之后,张维为教授的新著《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以下简称“中国超越”)在2014年夏天正式出版发行。六年三部著作,形散而神不散,构成了作者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思考的三部曲。“这三部曲贯穿了一个主题,即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思考和话语来评述中国的事情和天下的事情”。《中国超越》继续以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通过国际比较,从西方回看中国,校正西方范式,其中心思想大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平视西方”。考虑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大势,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新近的一次“顺势而为”。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一直是非对称的,鸦片战争完全颠覆了东西相对平和隔绝的地缘关系,巨额赔款让中国彻底坠入了西方半殖民地的深渊,而后革命胜利终结了西方继续压迫中国的企图,直至改革开放终于使中国有了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想法和能力。然而,持续了一个半多世纪的西学东渐之风,早已把不计其数的中国人“风化”成西方文明的倡导者、崇拜者和追随者。那么,如何才能让普通中国人不受西方舆论和国内(极端)自由派的蛊惑,具备大国意识、培育大国心态,在对西方“祛魅化”的同时树立中国信心、完成中国崛起?2008年前后开始持续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成为《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特别是新著进行中西比较的大背景、大语境。

与前两部著作相比,《中国超越》基于对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现状的更多了解,深化并细化了对于中国模式、西方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认识和分析。其中,作者对西方制度的把脉诊断,以及对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制度安排的概括,基本上是新内容。

在作者看来,中国超越主要是指中国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并表现为已经完成和待完成的在六个领域内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在百姓资产上、在社会保障在、在科技创新上、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思想理念上。作者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作者认为,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同,指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属于“稳健型”,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型”模式,也不同于古巴的“保守型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作者用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和话语,对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进行了归纳总结,即“五个缺乏”——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导致美式民主陷于空谈、说得好干不好。进一步地,作者指出了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即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权利是绝对的;第三,程序是万能的。于是,作者认为西方制度改革是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作者以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关系框架,论证了中国制度安排相对于美国制度的“超越”。认为,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局限,从史至今,强势的中国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作者主张,面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要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普遍困境”,而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着中国话语的崛起,尽管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

在《中国超越》的最后一章“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中,作者将中国梦寓于“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和“天下情怀”之中。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展望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光辉前景——成为一个“理想国度”:在政治领域内,10-2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模式将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研究和学习;中国话语也将顺势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话语;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为世界之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在社会领域内,我们将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总的来看,《中国超越》对西方的观察、思考和判断,成型于“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对西方模式的质疑和否定与对中国模式的褒扬和自信,有着强烈的对比性和可读性,特别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是一面镜子。对中国读者而言,中国触动全球、中国震撼世界,基本上是确实的,但中国超越恐怕还仅是一个语法上的“时态问题”:过去时?现在时?还是未来时?因此,《中国超越》基本上是一个得到了升华的梦。

尽管如此,《中国超越》还是表现出了“三个超越”。首先,《中国超越》在观察视域上超越了单一案例或若干案例的比较研究,而是集合三十年来游走百国的阅历,生发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和认识起点。其次,《中国超越》实现了对《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超越,这既表现在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认识层次上,也表现在新著增加了完整注释的学术规范性上。再次,《中国超越》是对“唱衰中国”的西方舆论的回击甚至挑战,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西方和国内(极端)自由派对其思想意识的干扰和冲击。

或许,《中国超越》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告诉人们: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西方衰落的脚步加快,中国崛起的空间上升,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势不可挡”的伟大事件。中国人要祛除他信力、增强自信力,要学会“平视西方”,然后才可以“顺势而为”,成就中华民族的新骄傲,创造中华文明的新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