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兆红：海外“中国通”怎样更好读懂中国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11月18日 

本周末，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将在上海拉开帷幕。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中国学已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显学。海外也随之涌现出一批“中国通”，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但是，如果细细梳理一下各国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美国学界，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有不少人实际上在不断进行“重复论证”的工作，这与“后辈研究者在通过系统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去验证、阐释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这样的理想研究状况相距甚远。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现今美国新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将其考察时段仅仅局限在1978年尤其是1989年后，导致他们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相当陌生。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没有对早期政治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要来回答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最为紧要的问题，即便有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俄罗斯同样面临中国研究后劲不足的状况。俄罗斯历来为中国学研究的大国，但由于近些年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术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中国学知识的供需矛盾等原因，目前俄罗斯中国学研究面临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等问题，研究成果产出放缓，质量出现滑坡。

再来看日本。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从未停止。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产生的双边认识悬隔“出乎意外”“相当深广”，在互相认识上带来了想象贫困以及人文知识的日益枯竭。日本专家马场公彦指出：“我们应该直视现实中国可渐渐超过迄今为止的处理水平的存在。中国逐渐化为只靠从来的方法论或先行学术业绩而无法解密的又巨大又复杂的客体。”

研究上的局限，导致当相关现实问题出现时，学术界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解释、发挥沟通协调功能。例如，中韩学术界一直强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进行合作，但当出现“高句丽历史之争”以及“端午节归属之争”时，两国学术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沟通与疏导作用，要么“失语”，要么误导，有的专家甚至放不下对对方的偏见，在双方民众互相指责的过程中煽风点火。

由此可见，为了加深相互理解，除了科学系统的学理以外，还需要尊重对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依靠人文精神进行认识活动。

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中国学”的兴盛也表明了外界对于中国的极大关注。但是真正读懂中国，还需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中国更应主动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这就要求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就此而言，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