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12-06 浏览次数：230
原载于《上海观察》2016年11月29日
对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传统，更要重视其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因。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所采取的“现代化改革”方略，则应慎之又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人罗兹•墨菲出版了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作为一个专攻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学者，他提出认识、理解中国需要找到一把钥匙。当时，他选择了上海。因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里，中国第一次接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它的炮舰外交、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外国殖民统治等惨痛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充满着侵略和扩张主义精神的“西洋文明”和闭关锁国、承袭传统的“中华文明”，开始走到一起来了。两种文明接触的结果以及中国对此所发出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出现。上海处于南北海岸交通运输的中枢，东西方接触的要冲，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经商企业、工业制造、新型出版、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都在上海发端；中国的经济变革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在波澜壮阔的黄浦江边生长出最早的现代根苗。所有这些方面，上海提供了一把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钥匙。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日益提高，不同学科领域内的中国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世界中国学”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优势，有助于打破文化、国界和学科的多重壁垒，沟通古今中外，抓住域外理解和阐释中国的核心议题、概念工具和话语逻辑。从域外中国研究发展轨迹来看，在以现当代中国为社会科学分析对象、以地区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美国中国研究崛起后，中国学和植根于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汉学没有有效衔接，造成了当今西方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与一个不合乎西方现代发展规律的、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在割裂而互不联系的方向上展开。如今，中国已从被描述的客体向主体转化，并兼具主客体的双重身份，由沉默的他者转为与西方的对话者。为了更好地与西方“对话”，我们恰可以“他者”立场介入西方学术场域，打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区隔。为此，我们需要发掘新的概念、术语或议题，方能拓宽视野，更新角度，丰富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唯其如此，才能从一个连续文明体的存续和更新的角度，重塑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因此，开掘“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等概念、术语或议题，是非常必要的，循此前进，或许可以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崛起”一度成为海外最受关注的的话题。与此同时，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的热门课题。尽管有人质疑是否存在固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但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即便是以客观严谨为目的的纯正学者亦难免受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情结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海外学者抑或国内学者，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或再研究，更应保持更多的客观与冷静。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曾把学者理应具有的公正无私与法官相提并论。他认为两者的基本相同点都是忠于事实，不同的是，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布洛赫感慨万千，“我们对于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理解”：“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也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意即历史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则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我们不能随意夸大“中国成就”，并且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要“引领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提“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相反，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归功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程度地可行性、必要性和操作性。近代中国社会既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过程。而统一这两个过程的线索不外乎两点，一是民族运动，二是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因此海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无论是吉尔伯特•罗兹曼对中国作长时段连贯研究的《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布莱克“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社会归纳为七种模式，探讨并说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研究，乃至台湾学者在7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均有值得我们借鉴和肯定之处。但中国大陆学者不应是被动地“追随”与“附和”境外的现代化研究，而应同上述研究“对话”。如今的中国学者已逐渐从观察家身份变为参与性的观察者和实践者，不仅书写历史，而且参与创造历史。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学者日益频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中国研究潮流和对话之中，而且今日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似有成为世界性学问的趋势，中西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为此，我们需要发掘新概念、新术语甚或新的议题，以与西人展开有效“对话”。现代化是过程，现代化的目标体现于“现代性”之中。二战后，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和欧洲兴起，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才是一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全盘西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正相关性，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验证，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同时，现代化应该是生态的。一个尊重环境、尊重生态系统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在现代化理论探求中被忽视。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选择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历史和面临的国际环境，突出了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传统是历史-国情的凝结和沉积。它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却不能由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否定，更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对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传统，更要重视其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因。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所采取的“现代化改革”方略，则应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