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2-15 浏览次数：401
来源：上海观察2017年2月6日。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最近，《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火了。这档以诗词知识竞赛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为何受到热捧？最大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为“网红才女”的出现，而在于国人精神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与眷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中国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性和现代性共同塑造着中国文化的未来。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只有做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才会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更有影响力；也只有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谓恰逢其时。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危机1968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进行了一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汤因比说：“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汤因比当时已对现代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维度。一方面是精神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遇到现代化也面临一个继承与转化的问题。适应现代化的新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危机”就此发生。无论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或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发生过“文化危机”。只是由于处于各自的价值系统之内，各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其现代化过程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日本在学习西方或外来文化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民族文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在摄取西方科学技术时，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在吸取欧美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同时，推陈出新，将其传统文化中的“和魂”精神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团伙精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新加坡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英国式的文官制度、西方的高科技和华人文化（儒家伦理）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们学习西方，但不“西化”，推行儒家文化，却又不“中国化”，从而构成李光耀所谓的追求“生存（Subsist ）、安全（Safe）、成功（Success )”的“三S精神”。这种“三S 精神”与日本人的“团伙精神”，作为一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精神，具有一致的文化价值取向，对推动日本及东亚“四小龙”走上现代化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仅悠久而且庞杂。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文化价值的系统深入研究很不充分，由于多年来的民族存亡问题首当其冲，这使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种对待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急躁情绪和简单化倾向，呈现出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两种极端，这其实都是“文化危机”表现出来的典型症状。“文化危机”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但危机并不可怕，伴随文化的对立冲突则是融合再生。危机意味着文化传统将获得再生和兴盛的契机——在文化危机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会经历不同形式的文化再生运动。我们应放眼世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考察现代化与文化危机问题。意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无论是否进入现代化，都有可能出现文化危机。因此，在“西学东渐”即传统化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东（中）学”也在“西渐”，即以“传统药” 来救治“现代病”。在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在文化的冲突和危机中建构一个适应现代化和未来社会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如何建构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以适应并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就是要反对那种急躁情绪和简单化倾向，应当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视为一个过程。欧洲由文艺复兴、近代启蒙运动直到现代的西方文化思潮可以看作是欧洲传统精神（基督教精神）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由冲突而融合而再生的过程。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以马丁·路德、加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的杰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在消化传统文化、重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过程中，推动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在寻求应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新精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应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各学科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摆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树立科学态度和求真精神，以冷静而深沉的理性来思考和研究、反省中西文化。这就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为何要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对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和伟大文化的民族来说，“只有对文化理想和精神信念的至死不渝，方能亘天垂地而不亡。”这就是文化自信。在当今的中国，这一文化理想对于现实政治的规范和导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打造，具有重大意义。只有始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了公共价值观的历史属性，包含着对历史传统的提炼、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传统与未来的关系。在其内涵阐释中指出了自己的特有历史渊源、特有实践表现和特有未来诉求，有利于人民的“文化自觉”，增强目标认同和凝聚力，提高人民和干部的品德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是贯彻“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强国”方针的一个重要举措。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自己，就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大量东西方先哲圣贤一直在探寻、筑构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最深刻教训是对人权的不尊重。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在巴黎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共有30条，涉及人的生存权利，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这些价值已被世人所普遍认同。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适价值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冷战”结束后，西方文明似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向，“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抛开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差异，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明的好坏，这注定是无效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猜忌和冲突。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就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对话，才能自我更新。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全球视域、中国视域、当代视域，既要有时代意义，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一是要相信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二是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三是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变迁性。同时，今日之中国，应该更自信地对待外来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中国需要一场全球化的文化叙述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拥有了对整个世界文化的话语霸权。在一个世界秩序重建的时代，中国需要一场全球化的文化叙述，需要重新构建全球化下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文化史中的位置，以此来找回中国文化该有的地位。这就需要树立文化自信，从而为今天的全球化新秩序提供精神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评论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经和国际地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场创意与文化的盛宴是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这一观点的文化依据是经济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与快速增长的经济不相适应：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功夫熊猫”却成为美国的财源；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千古传诵，却被迪斯尼搬上荧屏赚了几个亿；中国的进出口一直保持顺差，唯独文化产业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普遍占到GDP的15%左右，美国甚至超过20%，我国则刚刚超过3%。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没有文化内涵支撑，在将来的竞争中必然劣势日显。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进步和发展的永恒标尺。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复兴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比经济振兴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艰难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但是，距离《意见》所提出的“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努力和提升空间。为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大众化工作。社会主义文化是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文化讨论和宣传要面向大众才能既有思想深度，又能为大众接受。与此同时，文化的发展需要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只有在现实境况中客观认知自身文化发展的现状及风险，清楚界定自身在文化发展中的使命与担当，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文化发展氛围，形成文化自信，也才能推动中国文化健康发展。二是要按中国现代化要求来实现文化融合。《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文化融合就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文化融合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一种地区化、民族化向世界化、现代化的转换。这种转换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是以各自传统为基础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长此以往，一个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又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将能够伫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