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兆红:中国学人应该有怎样的“学术世界观”

发布时间:2017-05-04  浏览次数:219


来源:上观新闻  2017年5月4日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研究已是世界性的学问,可以激发学人对“新议题的拓展”和“中国传统历史概念的开掘”,以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质,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

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在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笼罩之下展开的。影响至深的是三个模式: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 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以此为基础,柯文试图通过“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中国中心观”。

我们都知道“问题与主义”之争。其焦点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许多“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其实也不过是“叙述他人之主义”而已。因此提倡输入外来的学理和主义应考虑适合中国国情。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中西“学情”的差异,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发展,又要适应中国本身的学术语境。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早就注意到近代中国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自身的“精神错乱”现象。柯文认为中国学者自己“忽视中国”的倾向长期持续,西方史家试图从中国学者著述中,寻觅“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故美国学者感到他们有责任来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

近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处于弱势地位。1945年顾颉刚对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评述,也是百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缩影:“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门。”中国被盛邀参加1938年在瑞士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表明中国史学已跻入世界学术之林。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学西方的结论变成“走俄国人的路”。但诚如毛泽东所言,“俄国路”及其代表的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时出现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随外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变化不断重新认识和修订。近代西潮的冲击“既给中国增添了新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而西潮多以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方式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辨析接受这些外来的思想资源。不得不“开放”的近代国情使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客观上长期存在某种中西不对等、不平衡的紧张。

所以,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通行的学术论说“接轨”,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立足传统,立意出新。

如何走向世界?在我看来,首先是复兴学术精神,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

近代学术大师一直在谋求中国学术的独立。陈垣当年经常提及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及中国的,号召“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寅恪说,“今后吾国大学的职责,在谋本国学术之独立”,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以为如何?”那一代学人为学术专业精神之塑造及学术地位之提升,并由此推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苦心孤诣,尤为显著。

“文以载道”,学术与国运相关,当今学术的振兴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昌盛,首先还有赖于这种由无数真正学人代代相传的学术敬业精神的复兴。而哲学社会科学要赢得社会的尊重,首先就必须自我尊重而尤为注意的,就是要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

其次,要鼓励学者、学科的竞争,在竞争中创新,从事创造性学问的“科学规范”。

现代学术的快速发展取决于学者、学科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创新。不同学派的形成,以及不同治学取向的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有力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国学人向来注重学术的国际化,从事创造性学问的“科学规范”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追求。

再次,需追求学术的国际化,探求“中西融通”的学术路径。

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得益于对西学的借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一轮中西学术碰撞正渐次展开。在“中西融通”中把握好学术取向,就是以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为价值尺度,对各种西学流派的“研究精神”进行科学地辨析、梳理与评判,从中吸取其所包纳的有益的价值内涵。

最后,要激发学人对“新议题的拓展”和“传统概念的开掘”,与欧美学术平等对话。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研究已是世界性的学问,可以激发学人对“新议题的拓展”和“中国传统历史概念的开掘”,以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质,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

从今天全球化的角度看,学者进入国际学术社会,为了让更多国外同行了解我们的研究,切实形成对话和共鸣,就不能只在中国发现他们不太熟悉、不太关心,或者说与之社会发展关系不大的中国历史,还需要在中国发现他们相对熟悉、比较关心,或与之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