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9-11 浏览次数：565
来源：《文汇学人•论衡》2017年8月25日
霍布斯鲍姆客观地再现了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用心经营的帝国体系之全貌。《工业与帝国》突破既有的解释框架，以1750年以来英国现代化历程的演绎为主线，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一直是人们探究的焦点。至今，围绕英国工业化而产生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浩如烟海，却历久弥新。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一书（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1968年初版，此后持续畅销。该书以1750年以来英国现代化历程的演绎为主线，通过翻检历史演变中的诸多因素，全面分析了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条件。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享誉国际，“他的著作让无数人了解了英国上千年的历史。他把历史带出象牙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国内关于霍布斯鲍姆的中文译著已超过十种，但这本书却成为漏网之鱼。近日，本书终于推出中译本《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早期工业化与工业革命的区别以往关于工业革命的基础与环境问题研究，已经注意到英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即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三大骨架”——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三个层次；并且看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体制开放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创建了工业化所需的环境，而殖民制度和奴隶贸易又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货币资本。此外，看到农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英国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圈地运动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且还扩大了国内市场；新教精神为工业化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李伯重对整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阶段划分，他将工业化过程分为“早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两个阶段。一般所说的工业化主要是指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根据菲利斯•迪安的定义，“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早期工业化”系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其为近代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但二者之间又有本质的区别。早期工业化本身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但在英国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其工业革命的生长点，如原料、市场、劳动力、金融、相关产业、辅助产业、交通运输、人文素质、社会风气等各种因素相继孵化与催生，促使了工业革命这一近代工业化的标志性事件在英国发生。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所有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在工业革命前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他强调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与社会原已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农村的乡村工业化已相当蓬勃，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海外市场得以开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实施，王权从属于议会的制度框架业已形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社会生活自由宽容，贵族资产阶级化等等，“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充分准备”。从英国现代化的历史看，“工业革命本身先由全方位的‘准’现代变迁所促成”。如何理解“英国模式”既有研究认为，在人类社会史上，英国是由早期工业化“自发地”向近代工业化顺利转化的唯一事例。最近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表述是，英国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从一个“发达的有机经济”向“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雷格莱曾指出，“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霍布斯鲍姆充分重视工业化在英国的内在动力，但同时强调外部市场的决定作用。因为国内市场只能创造相对有限的“自然”成长率。而外部的新需求激发了额外的、突破性的投资与生产扩展。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业经济从我们的商业中成长起来，尤其是从我们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如果没有那股国际商业特别是殖民地商业潮流，工业革命便无法得到解释”。至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发展更是与整个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说“内部因素”构成了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外部因素”这一霍布斯鲍姆所谓的“点火的火苗”则提供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加速度。因此，外因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英国是作为全球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发展壮大的”。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国内市场只能创造相对有限的‘自然’成长率”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且更可以用黄宗智的“内卷型增长”或“过密化增长”来论析。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发展是体系内的创新、生产力的质变或生产力本身的提升。熊彼特亦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发展必须是真正地创新。如何理解英国的这一发展模式呢？李伯重、马敏等学者都认为存在两重涵义的“英国模式”，一是工业化过程中作为经济成长理论的“英国模式”，它体现了工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二是具体历史演进过程的“英国模式”，它是对英国特殊经验的抽象，是英国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对此，李伯重作了很好的归纳：“（英国模式）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现代化的关键元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杠杆，二者之间能否良性互动，是各国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以往的现代化研究，对市场的作用强调比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被认为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之一。一般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变迁中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权威，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来整合社会秩序，以保持社会变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西方原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被认为是由小生产者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自由竞争、自然淘汰的方式由内部产生，政府只起协调和仲裁作用，本身并不涉及经济领域的具体活动。但对于人们通常以为的英国的现代化是“在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范”，霍布斯鲍姆则并不认同，他明确肯定了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霍布斯鲍姆指出，英国历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时候仅有19世纪中期即1873年前这一短暂阶段，大致与普遍实行自由贸易的短暂阶段相重合。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历史中，英国执行的都是积极有为的干预政策，并集中体现于其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之中。“即使有人曾以为资本主义是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他们也同时相信，需要为该体系的运作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由此推之，“真要说19世纪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如政府退出直接生产领域），那也是因为此前的政府干预早已打下足够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已拥有无可挑战的竞争力。”“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才敢于放任自流，才会不相信逻辑和计划。”1870年代，英国不再享有工业垄断优势，所谓的放任自流随即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英国大举国有化，直到198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要素的适应过程，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时，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存在较强的兼容性，社会内部不仅能产生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要素，而且具有克服传统障碍的功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剧变，要求现代政治不仅要具有一种能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更需具备有效调控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英国的现代化被认为是“某种有机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存在落后国现代化中寻常可见的断裂风险”，更显水到渠成、从容不迫，拥有更多消化矛盾的时间。但霍布斯鲍姆却认为实际上“风险奇高”——在崭新的工业化社会面前，英国新旧调适的问题层出不穷。19世纪上半叶，英国劳工生活十分困顿，在旧的社会问题尚未消除，新的传统尚未生长的非常时期，英国就曾历经“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尤其在1830年代及1840年代初，无比严峻的危机一触即发，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对此，英国政府并未裹足不前，而是主动进行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多重变革。帝国体系的经营与衰落霍布斯鲍姆客观地再现了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用心经营的帝国体系之全貌。“当英国的工业实力天下无敌时，世界经济就曾发展出一个基本上全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自由流通体系，大量欠发达经济体尤其被纳入英国的边缘轨道，其对英国的依附也不断加深。”霍布斯鲍姆指出，这样的帝国体系也埋下了帝国衰落的种子，由于缺乏必要的转型与升级，工业竞争力渐行削弱。很少有人注意工业自身的内部结构问题。然而，从近代早期英国工业的发展过程来看，结构变化是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英国中世纪后期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实质上就是重工业兴起并在工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过程。霍布斯鲍姆系统地揭示了这个过程。近代早期的英国拥有重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主要资源。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从外部输入煤铁以补充本国生产之不足，在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发展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在论述工业内部结构时，亦需注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860年代的英国仍处于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但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波动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乃是不争的事实。李嘉图的自然工资率和劳动价值论越来越不能解释这些社会现实。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地位的加强，社会上对于自由放任政策和工资基金理论的反对声浪此起彼伏。从1870年代到1940年代，是英国经济学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经济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际案例，因此二者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分别源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二者在观点和方法上的分歧长期存在，20世纪初尤为激烈。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因过度演绎和脱离现实而备受批评，经济史学也逐渐淡化了历史学派面向现实的研究传统。20世纪初，由于新式设备投资不足和产业升级滞后等原因，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断衰落，很多工业部门逐渐被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德国和美国所赶超，英国国内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问题也更趋严峻。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自由党统一派意识到了“英国病”的严重性，主张改善下层人民的经济状况，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脱离自由党，与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03年5月，张伯伦发表公开演讲，批评英国一直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只是英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符合当时英国的具体国情，而与现在的实际不符。他们搜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统计资料，表明保护关税政策的必要性。当时，各殖民地从本地工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对张伯伦的提议反应冷淡，并要求英国提高从非殖民地国家进口农产品的关税，而这将导致英国国内食品价格的上涨并威胁普通民众的生活，从而使张伯伦陷入政策的两难境地。再加上自由党人对马歇尔和庇古自由贸易主张的大力宣传，以及1904年英国经济的短暂复苏，使大批民众相信，张伯伦的主张言过其实。这导致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联盟的分裂，及其在1906年大选中的失败。尽管如此，张伯伦和历史学派学者们掀起的贸易保护运动仍然有力冲击了自由派思想，动摇了自由党的阶级和思想基础，并加剧了自由党此后的分裂与衰落；而保守党则接受了张伯伦的贸易保护主张，进而扩大了在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中的影响力和自己的选民队伍，并于1932年最终实现了帝国特惠制。霍布斯鲍姆意味深长地表示，“帝国特惠制”等，“恰恰折射出大英帝国的不断衰落而不是持续强势”。因为每当遭遇后起经济体的强大挑战时，英国总因为仰仗帝国体系而有路可退，虽然一定程度地缓冲了外部危机，却阻滞了内部的自我革新，导致转型迟缓，竞争力渐行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