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9-09 浏览次数：186
尊敬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先生，尊敬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评选委员会各位评委，尊敬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们，亲爱的同仁们，朋友们：
获得2018年度的中国学贡献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给予我和我的家人的极大荣誉，也是法国汉学家和我的同事们的荣耀。在此，我衷心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世界中国学论坛评委，授予我这项奖励。鉴于健康原因，我不能亲临现场参加授奖仪式和上海社科院建院六十周年大庆，深感遗憾。然而，值此时机，请允许我与各位分享一些我的有感而发。在我看来，对我的奖励具有三重意义。就个人而言，是对我与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历时长久的友好工作关系的认可；对年轻一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能够看到一种迹象，即他们的中国同仁们与当前受人类学和社会学影响的西方历史编纂学趋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能够从这一实例中得到启发；从更广泛的效应来看，世界中国学论坛倡导邀请中外专家进行跨文化对话，通过比较、对照、商榷和最终的综合创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学科，适宜于全球化的需要。我与上海社科院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1979年，时值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作为前往中国协商发展中法文化交流的法国正式代表团的成员，我受到了社科院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接待。这些研究员亲切友好带着知识分子的好奇倾听向他们提出的观点。当然，他们没有像我这样说20世纪上半叶编织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演变超出了革命者的主动和控制的范围，也没说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或者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结果，而且也是中西实践相遇相交之际出现的现代化的原始模式。我们的分歧明显存在，这些同仁仍然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让我发掘新的资料，并从他们对中国和上海的经济、历史的深入了解中获益。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我曾多次前往上海社科院做研究之旅，他们的慷慨相助从未停止。这段时期内结下了太多的友谊，我无法在此逐一述说。但我至少想向杰出的近现代历史学家张仲礼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是位出色的管理者，善于在国际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引导社科院对外开放，他和蔼可亲，充满力量，稳重节制。在十七世纪的法国，人们会称他为“一个正派人”，即一个能将道德和社会承诺融为一体的人。而在我的眼中，这位现代化的坚定支持者是“好官”的化身。今天授予我的奖项唤起了这些记忆和以往的友谊，她还证实了六十周岁的上海社科院永葆青春，仍然忠于其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传统。 多年来，社科院把某些外国专家发起探索的主题深入化多样化，令其面目一新，使国际历史编纂学有关近现代当代中国的部分取得了重大进展。以中法合作为例。 直到20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学派的声誉完全基于对传统中国研究的资质。 仅仅是在1950年之后，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历史才缓慢地艰难地被接受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摆脱当时着重致力于共产党发展的中国史学模式，避开美国学者开辟的注重研究机构、宗教团体或外交关系的途径，法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波高潮是投入探索一个当时被相对忽视的领域：即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思维方式的启发，这些历史学家对各阶级的分析感兴趣：工人、农民、资产阶级，阐明他们的经济行为，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与权力的关系。我个人研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发展的成果是，出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11-1937》（1986年），其后又出版了《上海史》（2002年）。社会历史学家的第一波浪潮很快就被接纳，中美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员还经常超越其研究范围。所有这些专家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近现代当代中国历史的认知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些进步得到肯定之际，新一代法国研究人员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他们前辈所开设的项目。受美国史学影响，他们专注于分析社会阶级和这些阶级的实践，撇开了与这些阶级及其实践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这种新方法最初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但成为主导后，很快就颠覆了原先的形式：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取代历史学家。就像所有的过激行为一样，这种现象需要纠正。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回归一种比我个人愿望更具历史意义的方法。这样的演变在法国只能以中国近现代当代史史学家目前的作品作为榜样来促进：硕果累累，质量优秀，立足于越来越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向认真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王菊博士致意。长期以来，她向法国研究人员提供了她的中国同事们不断更新的资料及其他们更多更详尽的出版物的大量信息，而她的中文翻译，尤其是《上海史》中文版，使中国公众了解了法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中法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是全球化导致的广泛的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层面，因此社科院和中国学论坛倡议邀请我们参与。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继续交流的人都清楚，这种对话有时很困难，充满了含糊不清和误解。这类对话的主要框架的构成取决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多样化的社会人物的相遇，他们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和阅历。在这些社会人物中，知识分子起了特殊作用，因为受学科给予他们的类似约束，他们有着共同的概念和语言，即便跨越大陆和海洋，即便词语有时会改变意义和内容概念。在我撰写孙中山专著时（1994年出版），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事实上，西方指责孙中山未能真正理解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和东亚传播的西方学说和理念，他经常表现出混乱的思维或虚假的雄心。他在1912年创立的共和国与法国或美国模式相距甚远，而他说是从这两个国家得到的启发。同样，他于1923年至1925年在广州推动的革命运动，经常偏离他所依靠的苏维埃先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表象上。跨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输入，不是一种模式的再现，也不是服从主导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而是以各种形式的新颖方式为起点的创造，通过融合的过程，开辟新的途径。该过程的效果不应通过与原有模式的比较来判断，它们是否符合这些模式或者它们相似的程度有多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明了这种融合产生的结果是否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演变所产生的具体问题，以及激发特定历史情况所需的特定政策和学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标准，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思想和工作之伟大。在借用西方文字和观念—民主，自由，社会进步—的名义下，他尽力通过演讲和著作引导中国广大民众，开辟了一条不是引进国外模式、而是建立适应当时中国需求和能力的新制度的道路。即使有时在曾经的殖民背景下发生的这类融合只是优势文化的副产品，缺乏价值，但大多数情况下融合的原创性和效用使它们成为演变和发展的引擎，进而能够建立适合自己的模式，就像21世纪的“中国模式”。当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融合的转化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学论坛邀请我们参与国际合作，提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责任。我衷心祝愿中国世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真诚期待各国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交流取得丰硕成果。在此，我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王菊译，白吉尔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