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9-09 浏览次数：277
各位来宾，上海社科院的同仁、同学：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感谢你们鼓励和奖励我几十年来对中国的了解和教学。我是海外华人背景的代表。我生长在海外。在海外要懂得中国是不容易的。我们在海外，总是在想，中国跟海外华人的关系应如何解读？我们也很难得真正的了解，因为几百年来，不管是海外华人在外面的经历，还是中国之内的情况，都变化无穷，因此，坦白说，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疑问。现在谈起“世界中国学”，过去没有这个词。什么是中国学？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但是我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是中国？”因为从海外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中国的同胞们所认同的中国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在海外看中国，因为角度不同，观察、了解的背景也不同，所以有很多地方搞不清楚。因此。我从小就有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我有很多朋友在海外出生、成长，有些是明清时已经去海外居留的人的后裔。他们是华裔——当时没有华侨这个词——当时他们怎么看中国？明朝的中国、清朝的中国也是中国，但是经过19世纪的大变动，明清中国变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共和国是什么？他们就更不懂了。坦白说，一般的海外华人认同的是他们的家乡，并不一定认同明朝或者清朝。那些王朝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有限。海外华人基本上是出于贸易、商业和劳工方面的需要，到外国去重新生活，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那么简单，他们了解的是他们的家乡，认同的也是他们的家乡。我最初关心这个问题时就注意到，几百年前海外华人的墓碑上，根本没有提到国家，甚至也没有省县，只有某某村、镇、城。他们认同的是他们的家乡，根本没有国家概念。所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他的同事们到海外去谈革命，谈民族、谈国家、谈共和国，这些都是新概念。海外华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仅是家乡的还有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国家的还有民族的认同，这些概念是比较新的。最后，他们也接受了中国。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海外办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主旨就是希望海外华人认同新的共和国：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当时，海外华人的生活环境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下，他们没有国家概念，后来才有了中华民国、民族国家的概念，才开始自认为是“华侨”。海外侨居的人怎么看中国？在华侨学校里，不停地在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一切被灌输给他们。他们懂了一点，但事情又开始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影响之下，在东南亚的华人更加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世界的看法又变得不同。我在那个年代长大，开始注意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但当时，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方便谈。所以，我开始认识中国学的时候，还是念的历史，而且是世界史，尤其是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世界史。同时，我对中国的了解还是非常浅，懂得一点古文，看了一些中国的书，但是因为冷战的关系，有关近代、现代的中国书根本看不懂。因此我没有关注自己特别喜欢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因为当时没法研究。所以我回头研究古代史。因为我是海外华人，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变化。中国在近代经历了数次大革命，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感同身受。海外华人要如何跟从中国的变革？这个问题在海外来看是不容易的，尤其因为当时海外各地也同样受到变革的冲击，帝国主义垮台之后建立的新兴国家，都在谈民族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要求，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是最主流的方向。因此，海外华人在其所居国家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又受到很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海外华人对“什么是中国”的新的思考：中国是几千年历史上的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华民国的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抑或是只讲文化民族而不讲国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这都是大家在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不得不考虑近代史的问题。虽然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出身，而且对我来说，中国近代史本来是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学习的，但是在海外长大的华人，面对如何认同将来的世界、如何看待将来的中国等问题，不得不重新学习近代史。因此我又回到近代史。对我转向近代史影响最深的两位学者，是上海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张仲礼先生，和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萧公权先生。张先生的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我有机会到上海社科院见张仲礼院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是引领我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人物。我对他非常感激。因为生活在海外的关系，我当时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还非常浅。我在对中国、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等问题上都受张先生的很大影响。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回去的不仅是近代史。我回到新加坡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所以我走了很长的路，从汉唐时期的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再到当代中国。每段路程都经历了不少的挑战。我自认为，对于中国的了解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浅，但是我很感激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研究者、中国本地的中国学研究者，以及两者在各方面的互相交往。这些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最近，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的研究，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葛兆光先生也问“什么是中国？”我年轻时问的问题，现在他也在问。但是有意思的是，他问的深度和我当时幼稚的提问相去甚远，可见几十年来对中国学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什么是中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传统的史学、国史传统对现代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海外华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今天到上海社科院参加贵院60周年建院的纪念，心里充满了感激。我非常希望了解，上海社科院是如何把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前途的研究连通起来的？你们对从古代到现代到将来的中国的互通是怎样解读的？从而使我们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谢谢大家！（潘玮琳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