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2-23 浏览次数：670
2018-10-23 10:09 来源：澎湃新闻
山口县政治家的兴盛
2018年1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所感》中指出，今年是明治维新后的第150年，150年前，明治日本在亚洲即将沦为殖民地的重大危机中起步，克服“国难”，一鼓作气，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创造了新的国家。如今，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这个堪称“国难”的问题，安倍呼吁日本的国民们像150年前的先人们一样，相信未来可以改变，并展开行动，创造新的国家。
对于日本而言，2018年可以算作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早在1868年10月23日，日本改元“明治”，定下了“一世一元制”，规定唯有皇位更替时方可改动年号。在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号之后，2019年5月1日起，日本皇太子将继承天皇之位。换言之，2018年是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个完整的年份。
9月20日，安倍晋三成功连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一切顺利，他的首相生涯将延长到2021年，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作为即将横跨“平成”和新纪元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所感》中表现出对明治维新的礼赞。一方面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山口县政治家的一种特有的骄傲感。
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宪政纪念馆举办“明治150年纪念仪式”。事实上，1968年10月23日，在日本武道馆主持“明治100年纪念仪式”的首相——佐藤荣作同样是山口县出身，而且，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的弟弟。2015年8月，安倍晋三就在山口县演讲道：“明治50年是寺内正毅，明治100年是佐藤荣作，……我是山口县出身的第8位首相，如果努努力坚持到平成30年（2018），那么明治150年就是山口县的安倍晋三首相当政。”
明治维新150年庆典仪式
确实，从1885年（明治18年）以来，日本共产生了62位首相，其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三这8位首相来自山口县。安倍是日本历史上的第57位首相，于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初次组阁。另一方面，菅直人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61位首相，虽然在山口县出生长大，直到高二那年才搬到东京居住，祖籍却在冈山县，选区则在东京。2013年山口县举办“山口县总理大臣展”时，菅直人的名字并不在列。
如今，安倍的畅想终于成真，无怪乎他对明治维新持有肯定的态度。毕竟，明治维新就是山口县政治家兴盛的起点。
山口县的前身——长州
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最西端，三面环海，东接广岛县和岛根县，南望九州岛。即使是在今天的日本，山口县也绝对算得上是偏远地区。对中国人来说，山口县最出名的城市应该是下关市。1895年，李鸿章和李经方与日方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就是在下关（当时叫作“赤间关市”，俗称“马关”）签订的《马关条约》。
从江户时代到1871年日本实行“废藩置县”之前，山口县还不叫“山口县”，而是叫“长州”。长州藩的藩主姓“毛利”，早在16世纪中叶，毛利氏就占据着本州岛西部的广袤土地。1596年，丰臣秀吉（1537～1598）任命五位最具实力的大名（“五大老”）共同统辖政务，实则意在防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以使自己的幼子丰臣秀赖坐稳政权。当时，毛利氏的毛利辉元同样位列“五大老”，由此可见毛利氏之强大。可是到了1600年，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在关原一决雌雄，德川家康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一来，毛利辉元作为关原之战名义上的西军总大将，其领地、势力必然遭到严重削减。因此在江户时代，长州藩被迫远离政权的中心。
尽管如此，在两百多个藩国当中，长州藩的领地仍然可以排到前列。而且，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虽然通过“参勤交代”（大名一般每两年中有一年住到江户）等方式控制大名，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名不用向幕府缴纳赋税，他们在自己的藩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种政治体制就为幕末时期萨摩藩、长州藩坐大埋下了伏笔。
萨摩曾经占据优势
众所周知，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势力是萨摩藩和长州藩。虽然在今天看来，长州藩笑到了最后，然而在幕末时期，与长州藩相比，萨摩藩曾经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萨摩藩的据点位于如今日本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宫崎县一带，远离本州岛，藩主是岛津氏。从镰仓时代起，岛津氏就控制着这片区域。关原之战时，岛津氏与毛利氏同属西军，因此在江户时代同样遭到德川幕府的防备。幸运的是，关原之战后有人说和，帮助岛津氏保住了旧有的领地。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琉球王国接受明朝、清朝的册封，属于藩属国地位，却于1609年被萨摩藩入侵，形成“两属”状态，其后一面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一面向日本派遣谢恩使、庆贺使。如此这般，萨摩藩的控制范围就增多了不少。
当时，日本用稻米的收货量来表示领地的面积，萨摩藩为77万石（1石相当于180.39升），长州藩为36.9万石。两者差距看似明显，然而或许是因为遭到丰臣政权乃至德川政权的防备，萨摩藩的计算标准是未脱壳大米的重量，其它藩则为脱壳后大米的重量，如果换算成脱壳大米的重量，萨摩藩实际石高应为36万石。
19世纪初，日本各藩和幕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三四十年代，调所广乡和村田清风分别在萨摩和长州实施财政改革，两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藩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其实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锁国时代共有4处港口对外开放，即长崎口、对马口、松前口、琉球口。其中，长崎由幕府控制，负责与荷兰及清国之间的贸易；萨摩藩通过琉球与清国展开贸易；长州藩则没有对外开放的港口。尽管萨摩藩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品种、数量都受到幕府的限制，因此大举走私。而长州藩因为三面环海，与朝鲜较近，于是经由对马岛和朝鲜展开走私贸易。
除了发展经济以外，萨长两藩还很注重发展军事。英国学者威廉?G?比斯利指出，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末，萨摩藩就积极开展军事训练、进行军事改革，19世纪五十年代，萨摩藩已经创建了来复枪队和新式骑兵队，并对造船等西方工业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长州藩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其规模小于萨摩。
如上所述，萨摩藩和长州藩都在幕末时期成长为实力强大的雄藩。不过，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作为幕末萨摩的实际掌权人，是“公武合体”运动的支持者，主张联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的力量来改造日本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长州藩表现得最为激进，高呼着“尊王攘夷”。两藩甚至曾相互对立，怀有敌意。经历了多番曲折之后，萨长两藩都认识到“攘夷”的不可行，1866年，萨长两藩在坂本龙马等人的撮合下结成“萨长同盟”，共谋推翻幕府。然而，长州藩因接连遭遇“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政变”“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的打击，还被幕府两度讨伐，势力有所减弱。于是，在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中，新政府军的主力虽然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藩兵构成，但是萨摩军团明显更为活跃，著名的“江户无血开城”就是由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幕府的胜海舟谈判实现。
长州以教育取胜
尽管戊辰战争直至1869年才结束，但是在1868年旧历四月，新政府军兵不血刃拿下幕府老巢江户（东京）时就已经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
日本史学家坂野润治认为，作为明治维新的两大功臣，萨摩和长州两派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原本，萨摩派的优势非常明显，然而在1873年，日本政府围绕是否征讨朝鲜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征韩论”政变），以此为契机，萨摩派分裂成了两派——西乡隆盛的“强兵”派和大久保利通的“富国”派。另一方面，长州派却一直在木户孝允的领导下，以立宪制的实现为目标。
1877年木户孝允病重身亡、西乡隆盛兵败自杀、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按理说，“维新三杰”的过世应该会给萨摩和长州双方都带来沉重的打击，然而事实上，萨摩派自此走向衰落，长州派反而成为了最后赢家。坂野润治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州后继有人。
后继有人的前提是长州藩重视教育，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渠道。
江户时代，各藩都为藩士子弟开设了自己的官方学校，即“藩校”。在全国两百多所藩校当中，有两所藩校被列为日本“三大学府”之一，即水户藩的弘道馆和长州藩的明伦馆。弘道馆创设于1841年，是尊王攘夷思想的重要据点。与之相比，明伦馆的历史却非常悠远，创立于1719年。也就是说，明伦馆在幕末时期已经是一所百年老校了。
长州藩的毛利氏素来就有好学的传统，历代藩主除了为明伦馆提供经济支援以外，还会亲临明伦馆、与馆中学子共同听讲，或是设立奖励制度、激发学习热情。1838年，长州藩改革家村田清风提出了一条藩政改革的基本方针，即“以文武之教，养清廉刚毅之士”，奖励文武、重用人才成为他的一大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伦馆整理藏书、奖励文武方面的优秀学生、改造习武场地等。1849年，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把明伦馆转移到萩城（萩市）一带，明伦馆的面积变为5万平方米，扩大到原来的15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伦馆还引入了西洋医学和兵学，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木户孝允、井上馨、高杉晋作等风云人物也曾在此学习。梁启超当年流亡日本时就曾根据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日文名“吉田晋”。
萩城的明伦馆（照片来源：萩市观光协会网站）
除了藩校以外，还有乡校、寺子屋、私塾等学校为藩士、平民子弟提供教育。据《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幕末维新时期，全日本有108所乡校，山口县（长州藩）有20所，排名全国第一。并且，山口县的寺子屋和私塾数量也位居前列，其中，寺子屋1304所，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长野县的1341所；私塾106所，排名全国第四，前三名分别是冈山县的144所、长野县的125所、东京府（明治初期，东京还不是“都”）的123所，而在当时，全日本一共有1140所私塾。
特别是从江户时代末期以来，长州藩的寺子屋、私塾数量急剧增加。据《山口县教育史》统计，从1848年到明治时代的前一年，即1867年，大约20年间，长州藩的寺子屋增加了745所；从1853年“佩里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1867年，大约15年间，长州藩的私塾增加了46所。由此可见长州藩在严峻国际形势下爆发的教育热潮。
千万不要小看私塾的力量，长州藩的学子们在寺子屋接受完初等教育后，约有十分之一升入私塾，接受更高的教育，教师多为武士，也有农民、僧侣、神官、医生等。其中，最为成功的私塾是松下村塾，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日本立宪政治的奠基人伊藤博文、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山县有朋等知名人士都曾在松下村塾学习。
伊藤博文（照片来源：《近世名士写真》）
1885年12月，日本政界围绕初代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人选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位是三条实美，另一位是伊藤博文。三条实美作为太政大臣，出身高贵，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相比之下，伊藤博文的出身就显得过于低微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井上馨指出，“未来的日本总理读不懂外国电报可不行”，山县有朋也赞同道，“那就除了伊藤君以外没有其他人能担当此任了”。就这样，长州派的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
历数日本历代首相，萨摩（鹿儿岛县）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山本权兵卫3人。二战之后，更是一个鹿儿岛县的首相都没有。而生在东京、长在东京的安倍晋三则以自己的祖籍山口县为傲，并对明治维新表达了礼赞之情。诚然，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跻身强国之列，但也让日本走上了扩张殖民地的道路。“明治100年纪念仪式”之后，日本学界掀起了对明治维新的反思热潮；“明治150年纪念仪式”之后，日本人对明治维新又将持何种认知？
（本文作者系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