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惟一、周锡瑞、叶嘉莹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发布时间:2021-10-21  浏览次数:293


“心理东西本自同”


10月18日,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论坛致敬中国学研究者的单元“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今年颁发给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鲁惟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

获奖者都感念于在中国学研究中,东西方学者的通力合作,以及从东西方理论两方面所获得的教益。专攻先秦史与秦汉史的鲁惟一说:“自我与中国学者合作伊始,已过去多年;在此过程中,我充分领略了他们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贡献大大扩展了这一主题的研究。东西方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益匪浅。”
      
专长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周锡瑞,则称自己如有任何贡献,都应归功于开放繁荣的学术交流,让他得以开展档案研究、实地调查,并与中国同行交流。“过去是一个异乡。”他说无论是否以中文为母语,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要面对新天新地:“现代交通、媒体、教育、城市化、国际交流和政治文化的快速变化,使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同。由于这些变化,在今日中国长大的学生或许对理解中国的过去并非具有绝对的内在优势。来自中国以外的学者,即使他们来自非常不同的传统,也有可能对理解中国历史作出贡献。”他认为,凭借各自不同背景、以不同视角来探索和辩论并彼此倾听,从而获得真知、为社会建立共识,是历史学者的任务。
      
研究与传播古诗词的叶嘉莹同样强调了不同视角的“光照”。她说自己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论最发达的时候来到西方,又有东方的根柢,因此幸而有机会把东西方的文论结合起来,对中国的词学加以反思和说明:“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种种变化,传统的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拓展,才能够千古长新。”她犹记得陈宝琛书写的、现藏哈佛燕京学社的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新旧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增益,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我们人类,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心理上有基本相同的地方。”怀抱着这样的信念而开展的研究,无论对于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将是一种开拓。
      
此次评选经过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评委会78位专家的推荐和投票。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创设于2010年,每两年评选一次,2012年起增设子项海外华人中国学贡献奖。迄今这一奖项已有22位获奖者,其中包括谢和耐、孔飞力、傅高义、饶宗颐、裴宜理、谭中、史景迁、王赓武、滨下武志、杜维明等知名学者。



鲁惟一

Michael Arthur Nathan Loewe


- 获奖感言 -


承蒙世界中国学论坛授予我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殊荣。自我与中国学者合作伊始,已过去多年;在此过程中,我充分领略了他们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贡献大大扩展了这一主题的研究。东西方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益匪浅。特致寸笺,以申谢忱。


鲁惟一 1922年生于英国牛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鲁惟一接受了日语和密码学培训,并开始自学汉语。1947年,他来到北京,在此半年间,对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发生兴趣。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于1951年获学士学位,之后担任远东历史讲师。1960年代,他从居延汉简着手,致力于简牍研究,1963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1990年退休。他在中国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上贡献卓著,是西方汉学界最著名的古史专家之一。著有《汉代行政记录》 《汉代的危机与冲突》 《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 《汉帝国的日常生活》等;与崔瑞德合编《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与夏含夷合编《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 获奖感言 -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奖项。我这一代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和文革期间,当时甚至无法前往中国。如果说我对中国历史研究有任何贡献的话,要完全归功于1979年后中美两国恢复学术交流。开放的大门使我得以利用中国丰富的档案资源,开展实地调查, 最重要的是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并得到他们的指教。


作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批杰出的、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他们以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和辩论中国历史的真相。我们认识到,不管你从哪里来,历史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一真理在今天似乎更有意义。现代交通、媒体、教育、城市化、国际交流和政治文化的快速变化,使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同。由于这些变化,在今日中国长大的学生或许对理解中国的过去并非具有绝对的内在的优势。来自中国以外的学者,即使他们来自非常不同的传统,也有可能对理解中国历史能做出贡献。


对于全世界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学术交流、档案研究、实地调查、突破性的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合作研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不幸的是,这种交流和合作,特别是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在最近几年遇到了新的挑战;现在,全球疫情使这种交流几乎停顿下来。我想大家都希望,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我们的学术生活能够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除了疫情之外,还有其他事实使我们很难回到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


在全世界,包括美国,政治、社会和媒体环境的各种复杂变化已经侵蚀了对历史事实的共同意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另类事实”和 “假新闻”的环境里。在美国,尽管大家都看到了1月6日事件的电视和录像画面,但对所发生的事情仍然没有共同的理解。更广泛地说,美国人民在理解历史上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现在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不专门研究美国历史,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绝对致力于不受阻碍地寻找过去的真相。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与价值观。尽管过去的某些方面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历史学求真的本质使命,不管对不同的事实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情感,也丝毫不会降低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被视为教训的那些沉重的历史。关于过去的认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证据、新的方法、新的比较见解和新的理论方法而改变。尽管如此,我相信,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一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固定的。已发生过的事实是不会变的。尽管有种种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对过去最完整、最准确、最可验证的描述,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前进。


最后,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倾听对方的意见,倾听对过去的不同观点和解释。我们应该寻求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准确理解。任何历史学家都认识到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文献资料有限,以及资料本身带有局限和偏见。在理解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应该公开辩论,没有禁区,没有不可提及的话题,没有一部分人接触敏感资料的特权,也没有罔顾事实地对相反观点进行攻击性的贬损。我深知这样的理想境界离现实还很远,但我真诚地相信,对过去的真相进行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探索将使全世界的学者受益。


再次感谢这个奖项的荣誉,并感谢世界中国学论坛给我机会对历史学者的任务发表这些很不成熟的意见。谢谢大家。


周锡瑞 1942年生于美国加州。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学习中国历史,1964年获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列文森和魏斐德,1971年获博士学位。他关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发展与变革,所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改良与革命 : 辛亥革命在两湖》等在中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在俄勒冈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2012年退休。另著有《叶 :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革命在陕甘宁地区的起源。周锡瑞是美国学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担任《中国季刊》 《近代中国》等重要海外学术期刊的编委,并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叶嘉莹


- 获奖感言 -


我感到很荣幸获得这一个奖项。


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种种变化,传统的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拓展,才能够千古长新。


在现代西方文论的光照之中,对于中国的词学加以反思和说明,我以为这是我对于中国词学的学术的一点特殊的贡献。


只因为我既然有传统的训练,又很幸运的到达了西方,而且正赶上西方各种文学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现在,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东西方交流更加频繁、更加密切的时代。我以为,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这种结合、这种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东西方两者的思维模式不同,也各有所长。


中国的语言往往是源远流长,我们自不应该完全用西方的文论,可是我们要坚持西方的新理论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小词有非常丰富而微妙的作用和内容。


我记得我当年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这个哈佛大学下面有一个会议室,那个会议室里边就挂了一副对联,说“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


说文明、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互相融合,所以“文明新旧能相益。”就是各种可以互相增加,他们有更丰富的作用和内涵。


“心理东西本自同”,我们人类,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我们心理上有基本相同的地方。


我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觉得你是我最好的学生,可是我不希望你只做一个死板的、只知道继承的传法的弟子,你一定要从老师的途径之中开拓出去。”


“可是”,我的老师说,“欲达到此目的”,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对于老师的学说、对于中国的诗论有所开拓。他说“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


蟹行就是螃蟹(行走)一样,就是横向的文字,就是西方的语言。


所以我是从我老师那个时候,他就写一封信,就说“你要有更新的发展,你要学习英文,要学习西方的理论。”


而恰好我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间,西方的文论最发达的时候来到了西方,所以我幸而能够有这个机会把东西方的文论结合起来,这对我说起来是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于不管是东方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种开拓。


我想,这就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幸运地在那个年代来到了西方,我有东方的根柢,可是我学习了西方的理论。


我现在把我这一点学习的心得表述出来,是想请诸位学者给我指教。谢谢大家。


嘉莹 1924年生于北京,蒙古族。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校任教。1969年成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12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有《迦陵论词丛稿》 《迦陵论诗丛稿》《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多种著作。1979年起,叶嘉莹每年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义务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并先后于南开大学设立“驼庵奖学金” “永言学术活动基金”及“迦陵基金”,捐赠总计300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