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权衡、陈东晓、沈桂龙：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体系：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随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效能。这不仅要求我们从战略发展高度总结经验教训、关注当前对外传播实际效果，更要加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综合实力。为此，本报记者特约三位专家进行研讨交流。

■主持人：

于 颖 文汇报记者

 ■嘉    宾：

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沈桂龙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要让世界人民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在国际传播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如何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权衡：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对外传播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理应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之一。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传播交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误解、增进情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将要做的，了解我们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要积极主动发声。中国发展得越成功，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就越厉害，企图用虚假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叙事。我们不仅要积极应对国际话语权的斗争，更要主动出击，要多说话，大声说话。我们并非是因为强大了要发声，也不是低调与否的问题，而是要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更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要加快创新，积极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话语体系，让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内容、手段和方式上更加多元、更加立体、更加真实，也更加有效。

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资本利益至上向来是西方政党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叙事话语中，政党、国家和人民往往是分开甚至是对立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党性与人民性内在统一，党的一切努力、斗争、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讲好党的故事，要讲清楚党和人民的内在统一关系，才能更加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更加具体呈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实践。

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叙事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话语权甚至传统迷思。要看到，目前无论是一些发达国家还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偏差。我们有必要向各国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显著特点及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有很多，除了形象化的叙事外，蕴含其中的道理、哲理、学理及其构建都应该纳入到国际传播体系中来，叙事、讲理、论道三个层面都要下功夫，缺一不可，真正做到令人信服。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比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引用拿破仑的话提出了“新狮子论”，强调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巧妙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传递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如何才能更好地让中国叙事“融通中外”呢？

权衡：融通中外，就是要形成一些能够顺应国际传播规律、彰显国际传播效能的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学会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把鲜活的实践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而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问题，同样是要形成一些既能够反映中国实践，又能够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既要保证自己叙述得清楚明白，又要让对方听得进去、听得懂。毫无疑问，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用国际通用的规则、方式和概念来讲中国故事，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又能对应世界认知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融通中外的重要新概念和新范畴。这些年，中国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推动实践发展。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融通中外就是要求我们的叙事与国际受众相关联，符合传播效果的“接近性”和“有用性”。

陈东晓：中国的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知识和价值提炼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都是在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聚焦合作而非对抗、对话而非排斥。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全球化的视野，寻求中国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的共通性，寻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共情、共理。

总结对外交往经验时会发现，往往我们越是过于突出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又缺乏必要阐释，不被理解甚至被刻意曲解的可能性就会越大。针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打压和污名化现象，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阐释中国发展理念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制度意义，找到更多与当下国际社会发展理念共通的契合点，创新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议程。

沈桂龙：实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融通中外，首先要突破西方话语中心的理论叙事，不断植入中国实践和价值内核。其次，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螺旋上升，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互动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理论体系。第三，在高校国际传播理论学科体系建设中，推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科与国际传播学科的交叉融合，在理论创新中体现中国探索、中国话语。

党的十八大后初步构建起的大外宣格局，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如何在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放大、强化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并使之尽可能高水平地转化为传播优势，从而做好国际传播工作？

沈桂龙：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具有内在关联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把中国巨大的人力优势全部动员起来，并汇聚成强大合力。把这三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就是要在国际传播领域进行顶层设计，进行力量整合，构建多主体、立体式、全方位的大外宣格局，形成国家地方、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调动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传播力量的积极性，发挥不同主体的差异化优势，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渠道向全球不同国家广泛传播。

发挥好上述三大优势，需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国际传播的统一领导部门，强化国际传播载体，把国际传播和国内宣传科学统一起来，形成国内外传播资源的充分整合。要创造性运用国际、国内传播经验，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国际传播联动机制和运行系统，以及国际传播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反馈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权衡：扩大传播半径、发挥传播优势，一要广交国际友人，不光自己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依托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来讲，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二要提高传播的精准性、科学性、有效性，即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国际对话交流一定要建立在对区域、国别的分析研究上，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包括媒体特色、倾向性等，掌握了这些才能使国际传播更有针对性。同时，针对不同国际受众，对外传播的手段工具也要有所区分。在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分众化传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在人文交流的实践中，我们有哪些成功经验？

沈桂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以世界中国学论坛为例，自2004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9届，作为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论坛，在增进中外了解对话中积累了几大经验：一是形成世界中国学论坛、高层次专家和外国主流媒体的三方联动；二是放大国内论坛和国外论坛两者配合的互补效应；三是通过积极设置议题和加强论坛交流提升国际传播效果。

从提升改进的方向看，今后还应强化以下工作：一是丰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形成以融媒体为主的国际传播方式；二是延长国际会议传播的时间热度，深挖会议内容，形成更为持续的国际传播。

陈东晓：上研院是G20下T20中国的牵头单位之一、国际智库联盟的中方创始单位，及亚信智库论坛（TTF）首任主席单位。在频密的国际交往中，上研院与70余家国外智库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初步建成覆盖所有大洲主要国家的全球智库合作网。通过机制创新，搭建政府指导平台、智库协同平台和媒体投放平台，力争打好国际传播总体战。一是聚焦党和国家战略所需，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及时主动发声，引导国际舆论。《上研院报告》引起外国驻华使领馆、联合国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视和国内外专家的热议，凸显报告对主要国家决策层、国外战略界和精英圈的影响力。二是与国际知名智库就热点问题和敏感议题开展联合学术研究，通过设置引领议程、推送中国方案，开展活跃深入的智库交流及学术外交，塑造区域舆论环境。三是促进中外学术交往，培养国际学术界“知华”“友华”派，同时统筹多学科资源，以点带面，强化对周边地区的国际传播。

权衡：国际传播不能是一种模式、一个通道、一种机制，我们要加强叙事方式的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打造全方位、全覆盖的传播体系。除了开展各种官方、学术等交流对话外，民间一些形象生动的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穿透力也很强，常常能收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一些生动的案例、实证研究、数据支撑、灵活叙事等，都应充分纳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此外，要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打造复合型人才——除了掌握外语工具，还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洞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把握、对特定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等。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这也意味着，国际传播人才不仅要有全面的知识储备，也要有“专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