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

沈桂龙

周武

王健

■主持人：陈 瑜 文汇报记者
      
■嘉 宾：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周 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 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说：“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研究已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中国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如何从文明互鉴的视角看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如何在世界中国学研究中践行“以中国为方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绘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画卷贡献“中国智慧”？如何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提升本土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本报约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所三位学者进行交流。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再到“世界中国学”，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范式转变？
      
       沈桂龙：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不仅涉及传统中国研究，是历史中国之学，还包括当代中国研究，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国学研究内容既包含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等内容，也覆盖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从范式演变看，随着时代变迁，中国学重心的空间转换，反映的是其背后更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重大变化。19世纪法国汉学的专业化，是对欧洲传教士传播中国知识的重大突破，是西方知识生产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创新进步。传统中国研究由此进入正规化和职业化的教育阶段，不再停留于简单文字记述和主观考察感受。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和繁荣，映射出科技、文化中心从欧洲到北美的转移。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不同于欧洲汉学，研究对象上更加聚焦当代中国而非古典中国，方法上更多采取社会科学方法而较少用人文学术方法，功能上逐渐从学术研究拓展向资政服务，视角上也不再过度强调中国作为个体的孤立性研究。从现实背景看，世界中国学正成为一门更加专业、更为综合宏观的交叉领域学科，既是国外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具体学科领域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各种方法开展研究，也是中国学者以海外中国学作为文本研究的间接研究，在对中国相关问题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使用各种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再研究。作为上述两种研究的延伸和壮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宏观研究，也日益成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重点。
      
       王健：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来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游记类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被称为“当之无愧的西方汉学的鼻祖”。18世纪，法国成为了欧洲汉学的中心，当时随着丝绸、茶叶和瓷器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在欧洲兴起了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从1702-1776年，27位法国耶稣会士发回法国的书信被陆续编辑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关于中国论述的来源。1814年，随着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语讲习教授，标志着欧洲学院派汉学的正式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吸纳了欧洲与中国的学术资源和人才，才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了中国学的新的世界中心。费正清确立了“中国研究”在西方学院体制内的专业地位，被称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
      
       周武：在名称或概念衍变的背后是研究范式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汉学和中国学虽然研究重心不同，研究理论与方法各异，但二者都是从各自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传统谱系中发展出来的“外国学”，是“没有中国参与的中国学”。中国学没有中国本土学者参与，或者说本土中国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彼此互为他者，各说各话，而且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理应拥有更大话语权的中国却往往处于“失语”状态，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旨在推动本土中国研究和海外中国研究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应运而生，希望借助这种交流互鉴，把中国学从“外国学”逐步转变成“中外互鉴之学”。
      
       主持人：从历史看，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中国完美论”、“中国失败论”、“中国崛起论”的演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被称为“唱盛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如《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在西方学界激起强烈反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沈桂龙：中国学的发展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变化的历史。“中国完美论”在传教士汉学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进入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失败论”开始在欧美中国学日渐泛滥。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以及力量都得到加强，对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崛起论”不断出现。比如，马丁·雅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就认为，中国不可能采取西方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主导地位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崛起；加州学派本世纪初出版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更是从中国和欧洲的发展历史及其比较研究，得出在18世纪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相比于欧洲并不落后的结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从科技和白银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中国曾是世界科技和经济的中心。总之，这些著作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人类发展史上中国的强盛是历史常态。世界中国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其繁荣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将为国外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视角。
      
       王健：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唱盛中国”，并非无原则地对中国进行捧杀，而是讲究从史实和事实出发，客观评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历史祛魅。比如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具体观点虽然也还存在争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达，并将之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展开比较，从而让人们重新正视中国历史上的内在活力，并将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结合起来思考，这与以往将西方人到来之前的中国历史视为失败的记录是完全不同的，也是相对客观的。
      
       周武：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研究逐渐世界化，原本中国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中国学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唱盛中国”学术流派的孕育与成形，一系列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1774－1873》、《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以及马丁·雅克轰动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尽管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尽当，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主持人：长期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被西方“凝视”的对象，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作为看客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曾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试图纠正学界的这种认知偏见。如何在世界中国学研究中践行“以中国为方法”，袪除海外中国学中的“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
      
       沈桂龙：“以中国为方法”强调把握中国的特殊性、探寻中国的原理。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并不是要创造一种“追随中国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拒绝所有单一的模式标准，力图在中国的特殊性和欧洲的特殊性、中国的原理和欧洲的原理的交流对话中，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开创出“真正的普遍性”。这既超越了西方中心观，又没有陷入中国中心观。“以中国为方法”致力于摆脱线性历史观、单一历史观，致力于构建多元文化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实践，也是祛除“西方中心观”的一帖良药。就当下而言，世界中国学研究要践行“以中国为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要摆脱把中国特殊化的倾向。这种特殊化，既包括把中国视作一种异质文化进行“奇观化”理解的研究，也包括那些高度肯定中国发展但把中国成功过多归结于中国独特性的研究。中国当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也蕴含着开启“另一种普遍文明”的可能。世界中国学需要重塑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把中国更好地和世界发展、人类命运连接在一起。对中国自身而言，在这一进程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萨义德所阐释的东方主义，本身是对西方的批判，但很多非西方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自我东方主义化”的问题，不加批判地拥抱西方文化霸权，甚至主动迎合西方对东方的构建，这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王健：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将中国放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既反对西方中心论，又不能赞同绝对地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是一种“非中心”“去中心”的视角。以《大分流》为例，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也还是实践了将江南史放置于全球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的理念，进而通过深入探讨江南史，用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实对西方理论进行修正，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及其与西方历史的比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周武：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伴随欧风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学的流行，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然成为一种沛然莫御的时潮与思潮。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带有某种支配性的解释模式，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势和“心灵积习”，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本土中国研究的气象、格局和内在景深。要破除海外中国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就必须构建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发来思考和理解中国的范式，并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彰显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
      
       主持人：中国研究本身就是“中外联通”的产物。正如古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为传统汉学留下了重要素材和文献，当下“一带一路”的发展也在不断为世界中国学提供新课题。如何从文明互鉴的视角看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使命？
      
       沈桂龙：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人类活动半径的扩大以及交往密度的加大往往会带来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研究是“中外联通”的产物，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学早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以重要经贸物品丝绸为媒介彰显贸易通道的重要作用，而更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则在历史变迁中凸显了香料和瓷器的关键角色。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陆上和海路通道，使得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趋增多，并推动欧洲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近代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出现新的延伸、拓展和联通，大幅度增强和便利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中美文明的交流互鉴，为美国逐渐成为主导中国学研究的重镇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实践平台，也是中外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特别重要的国际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发展，要不断加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和频度，在国内外学者的互动努力下，推动世界中国学学科更加科学、完善，在更多国家形成不同于区域国别学的正式独立学科，逐步形成“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引导全球范围内世界中国学发展。
      
       周武：早在晚明，徐光启就曾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当然以交流互鉴为前提，没有交流哪来“会通”。同理，海外中国研究的每一步推进也都离不开这种交流互鉴。当前，中国研究已呈现出一种堪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智识奇观。对本土中国研究而言，要在这种“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必须在中外互鉴中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一方面必须练好内功，以更大的学术定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在学理上加以求证和解决；另一方面必须对海外中国叙事做出基于学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花大力气彻底摸清海外中国叙事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以此为基础，在中外互鉴中破除本土中国叙事和海外中国叙事各自为政、各守防地的格局，构建一套更具解释力和笼罩力的世界中国学叙事。
      
       王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代与学术的发展总是交替演进、相互促进的。一部中国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数百年来世界与中国互动历史的折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海外中国研究既型塑了西方的中国认知和中国的西方认知，也曾影响到西方的自我认知和中国的自我认知，总体而言，是一个逐渐从主观臆断到客观凝视的过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主体性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文明互鉴之学，当前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有必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一步以中国为方法，揭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特质，通过学术研究和理念传播，发现世界所有文明之美，建设人类知识与文明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供崭新的思路，为深入认识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选项。
      
       观点
      
       “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拒绝所有单一的模式标准，力图在中国的特殊性和欧洲的特殊性、中国的原理和欧洲的原理的交流对话中，创造出“崭新的世界图景”，开创出“真正的普遍性”。世界中国学需要重塑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把中国更好地和世界发展、人类命运连接在一起。对中国自身而言，在这一进程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对本土中国研究而言，要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必须在中外互鉴中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一方面必须练好内功，以更大的学术定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对海外中国叙事做出基于学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花大力气彻底摸清海外中国叙事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
      
       作为文明互鉴之学，当前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有必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一步以中国为方法，揭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特质，通过学术研究和理念传播，发现世界所有文明之美，建设人类知识与文明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供崭新的思路，为深入认识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选项。

来源：https://info.whb.cn/mobile/2024-01-07/20298/detail-90139.html?timeTemp=17045997005827847&ys=5&timestamp=1704599712081